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一）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李先念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后搞改革开放，李先念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毛主席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还有 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许多东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 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李先念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李先念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李先念提出的，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小平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 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多年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 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没有想到。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却不能马上提高，因为那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这就增加了财政上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另方面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设面积。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这些都需要开支，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没有那几年的还账，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缓不过劲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这就出现了赤字。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减少财政赤字，只能暂时压缩经济建设的规模，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别无他途。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发现这些问题后，提出调整是必要的，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粉碎了 “四人帮”，开了三中全会，大家欢欣鼓舞，于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又回过头来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从整个形势看，虽然经过1979、1980年调整，1981年再缓冲，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1981年的调整结果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不仅农业继续丰收，市场继续繁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特别要指出的是，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第一季度比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这说明调整很好，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压缩基建规模，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加工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场继续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提高，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就业的范围也宽了。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不是没有缺点，除了计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常常采取“一刀切”、“剃平头”【127】的做法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不一刀切，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当时还是那种旧体制，不这样做也不行。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实在不该压的项目，我叫计委留下一部分机动费用，以备“拾遗补缺”。在普遍压了指标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压了实在可借，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利的再恢复一点，当然数量不能多，不能大，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做虽然好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后来看，这次调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适度会更好些。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设备，确是国内所急需，安装起来周期不长，很快就能发挥效益，这些就应该照顾。因为这些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付了款，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如果能安装就安装，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化肥、石油化工设备，还有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又上马了，但不仅时间拖长，花费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部分采取缓建、封存办法，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资金。因为要压缩赤字，搞财政平衡。看来是机械了一点。比如说，即使搞的结果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还有部分赤字，而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项目上，一两年、两三年就回收过来了，也是可以的。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多借点外资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顾虑比较多，他根据1961年1962年经济调整的经验，怕摊子铺得大了、多了，就坚决地压缩。我们当时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经验。
三、开始对外开放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在开放的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他同邓小平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这一点我下面再讲，先讲开放问题。因为把计划经济改为搞市场经济当时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明显地反对。但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首先是关于特区的问题。特区是邓小平主张的，首先批准了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对特区陈云一直是有保留的。他从来没有到特区去过。有人告诉我，他曾派人到特区去过，派的人开始回来反映消极的东西多一些，后来好象好一点。但我总的感觉，他对特区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特区开办不久，陈云在1981年1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以及那年春节计委领导给他拜年时他的谈话中，都强调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并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负作用。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邓力群【128】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还搞了一些材料，
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129】。一时间，这种议论就传开了。这是在陈云、邓力群他们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然，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总之他只要听说国际上优惠贷款也好，不是优惠贷款也好，或者搞合资企业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陈云对利用外资就很谨慎。上海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事，在他那里压了很久才同意搞。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经常敲打当时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说，利用外国投资，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是设备贷款【131】，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他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他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对搞合资企业，态度也比较消极。我觉得陈云思想上还是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132】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改革开放以后，他还重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次他专门对我讲，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至今没有改变。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在这里我讲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件事影响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那时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这个通知的。事后我知道，起因是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走私贩私活动的材料，陈云在这个材料上作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示，指出要雷厉风行地给予打击。陈云批示后，耀邦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后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3月我已经回到北京了，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且以中央名义把座谈会纪要发到全国，要各地按此精神办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地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1981 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这项活动，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伤害。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么一搞，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受贿、盗窃国家财物等现象肯定会发生，也应该给予打击。但应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当时把问题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当时把经济上放宽搞活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甚至还提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反映”。还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影响增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今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而是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提高到严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不叫运动叫活动也可以，反正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这么一次。
问题是这种提法和这种搞法，势必涉及到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发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这与陈云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直抱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政策，特别是开放、搞活。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水平。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发生这种情况，起因当然是中纪委的材料，但是没有陈云的批示不可能搞出这么个东西。胡乔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邓小平大概对这件事没有感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他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这场斗争对整个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他没有觉察。
至于耀邦和我，这次完全处在被动状态。虽然中央的紧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发出的，实际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虽然是我们两人主持的，并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我们处在很为难的状况。当时两省的同志表示顾虑很大，认为这么一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很难搞了。我们两人一方面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劝说陈云尽可能保护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不要受大的损害。
在会议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云提出要调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135】的工作。他认为像广东、福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让任仲夷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来干，要找很坚定的人。用陈云的话说，应该找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来担任。这件事经耀邦和我再三争取，陈云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再说，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陈云曾提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体不好，只好作罢。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加上中纪委领导人仍然是采取过去那一套左的办法，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打击行动出了不少问题。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作为犯罪处理，无罪错判、轻罪重判的事不少。本来适应改革开放的一些事，因为政策、立法没有跟上，被当作投机、贪污处理。例如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社队民营企业工作，领取了报酬，或从事第二职业得到了收入；有些单位用自己的留成外汇与别的单位等价交换其他物资或货币（因为留成外汇价格高于银行牌价），以及采购人员和企业人员在贸易洽谈中的交际费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当时搞错了许多人，以后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乱。1982年一个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事事观望，一些采购、推销人员几个月不外出活动。
因为中央有通知，各地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有些人本来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改革开放看不惯，这时就纷纷到工厂、企业去调查来，调查去，弄得工厂、企业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许多事陷于停顿。
这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一场反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
四、探索经济建的新路子
第四个问题。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国人大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报告中我提出，今后的经济建设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这个总题目，我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是我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时有人把它说成是我的施政纲领。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这是我在四川时开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第五个问题。正是因为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36】，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这样耀邦也就勉强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见，他们没有提到常委会或书记处会上来讨论，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调子，我也不清楚。但从他在十二大前后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视效益，不强调产值、速度的问题。他讲经济问题很少讲效益而十分强调增长产值和速度，常说“翻番”、“提前翻番”等。当然，我提出的六五计划增长速度“保四争五”【137】是留有余地的。我也清楚实际执行结果肯定会超过。当时经济体制还是旧的，很容易追逐产值、轻效益。我宁愿提得低一些，而不愿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产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虽然也非常重视产值指标，十分关心每年增长多少，但他对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对我的想法却不以为然。所以十二大的报告虽然根据邓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但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 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动，说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在城市采取承包的办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工业、商业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承包，要经过试验，逐步推行，绝不能简单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开。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商业不能这样搞，工业企业也千差万别，在整个价格政策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办法承包出去。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就在这一年，即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138】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
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比较好。邓小平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139】过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音才找我们谈话的。谈话中我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耀邦也知道，因为有了小平的话，他讲了一些意见我不大同意，即使没按他的意见办他也就算了，无所谓了。
国务院经过研究提出的重要经济工作方案或意见，都交中央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有时耀邦即使不赞成，好像也不好反对，就会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但事后他对启立说，现在也是强迫签字。国务院是怎么讨论的我们也不清楚，拿来只好同意、签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 ”、“被迫签字”【140】之类的话。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尽量与耀邦沟通，我曾经建议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关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邀请胡启立、郝建秀【141】等书记处的同志参加，以便随时向耀邦通报情况。还建议耀邦派工作人员列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耀邦没有这样做。我还特别提出，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正式提交常委和书记处会议讨论之前，可单独先向耀邦汇报，以便互相沟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他同意了。先向耀邦汇报，再向常委汇报，这样搞过几次，开始他还有兴趣，但以后看来他兴趣不大，他又不让再搞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看来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们两个人【142】在经济问题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风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小平已有了那么个规定。所以不是采取沟通情况或让他在国务院讨论经济时了解决策的过程就能解决的。尽管有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自从在小平那里谈话以后，我们双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没有使别人感到在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李先念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后搞改革开放，李先念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毛主席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还有 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许多东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 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李先念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李先念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李先念提出的，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小平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 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多年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 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没有想到。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却不能马上提高，因为那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这就增加了财政上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另方面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设面积。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这些都需要开支，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没有那几年的还账，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缓不过劲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这就出现了赤字。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减少财政赤字，只能暂时压缩经济建设的规模，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别无他途。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发现这些问题后，提出调整是必要的，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粉碎了 “四人帮”，开了三中全会，大家欢欣鼓舞，于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又回过头来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从整个形势看，虽然经过1979、1980年调整，1981年再缓冲，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1981年的调整结果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不仅农业继续丰收，市场继续繁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特别要指出的是，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第一季度比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这说明调整很好，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压缩基建规模，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加工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场继续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提高，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就业的范围也宽了。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不是没有缺点，除了计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常常采取“一刀切”、“剃平头”【127】的做法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不一刀切，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当时还是那种旧体制，不这样做也不行。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实在不该压的项目，我叫计委留下一部分机动费用，以备“拾遗补缺”。在普遍压了指标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压了实在可借，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利的再恢复一点，当然数量不能多，不能大，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做虽然好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后来看，这次调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适度会更好些。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设备，确是国内所急需，安装起来周期不长，很快就能发挥效益，这些就应该照顾。因为这些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付了款，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如果能安装就安装，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化肥、石油化工设备，还有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又上马了，但不仅时间拖长，花费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部分采取缓建、封存办法，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资金。因为要压缩赤字，搞财政平衡。看来是机械了一点。比如说，即使搞的结果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还有部分赤字，而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项目上，一两年、两三年就回收过来了，也是可以的。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多借点外资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顾虑比较多，他根据1961年1962年经济调整的经验，怕摊子铺得大了、多了，就坚决地压缩。我们当时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经验。
三、开始对外开放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在开放的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他同邓小平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这一点我下面再讲，先讲开放问题。因为把计划经济改为搞市场经济当时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明显地反对。但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首先是关于特区的问题。特区是邓小平主张的，首先批准了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对特区陈云一直是有保留的。他从来没有到特区去过。有人告诉我，他曾派人到特区去过，派的人开始回来反映消极的东西多一些，后来好象好一点。但我总的感觉，他对特区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特区开办不久，陈云在1981年1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以及那年春节计委领导给他拜年时他的谈话中，都强调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并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负作用。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邓力群【128】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还搞了一些材料，
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129】。一时间，这种议论就传开了。这是在陈云、邓力群他们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然，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总之他只要听说国际上优惠贷款也好，不是优惠贷款也好，或者搞合资企业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陈云对利用外资就很谨慎。上海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事，在他那里压了很久才同意搞。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经常敲打当时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说，利用外国投资，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是设备贷款【131】，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他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他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对搞合资企业，态度也比较消极。我觉得陈云思想上还是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132】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改革开放以后，他还重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次他专门对我讲，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至今没有改变。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在这里我讲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件事影响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那时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这个通知的。事后我知道，起因是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走私贩私活动的材料，陈云在这个材料上作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示，指出要雷厉风行地给予打击。陈云批示后，耀邦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后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3月我已经回到北京了，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且以中央名义把座谈会纪要发到全国，要各地按此精神办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地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1981 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这项活动，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伤害。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么一搞，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受贿、盗窃国家财物等现象肯定会发生，也应该给予打击。但应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当时把问题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当时把经济上放宽搞活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甚至还提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反映”。还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影响增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今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而是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提高到严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不叫运动叫活动也可以，反正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这么一次。
问题是这种提法和这种搞法，势必涉及到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发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这与陈云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直抱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政策，特别是开放、搞活。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水平。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发生这种情况，起因当然是中纪委的材料，但是没有陈云的批示不可能搞出这么个东西。胡乔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邓小平大概对这件事没有感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他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这场斗争对整个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他没有觉察。
至于耀邦和我，这次完全处在被动状态。虽然中央的紧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发出的，实际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虽然是我们两人主持的，并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我们处在很为难的状况。当时两省的同志表示顾虑很大，认为这么一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很难搞了。我们两人一方面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劝说陈云尽可能保护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不要受大的损害。
在会议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云提出要调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135】的工作。他认为像广东、福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让任仲夷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来干，要找很坚定的人。用陈云的话说，应该找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来担任。这件事经耀邦和我再三争取，陈云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再说，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陈云曾提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体不好，只好作罢。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加上中纪委领导人仍然是采取过去那一套左的办法，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打击行动出了不少问题。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作为犯罪处理，无罪错判、轻罪重判的事不少。本来适应改革开放的一些事，因为政策、立法没有跟上，被当作投机、贪污处理。例如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社队民营企业工作，领取了报酬，或从事第二职业得到了收入；有些单位用自己的留成外汇与别的单位等价交换其他物资或货币（因为留成外汇价格高于银行牌价），以及采购人员和企业人员在贸易洽谈中的交际费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当时搞错了许多人，以后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乱。1982年一个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事事观望，一些采购、推销人员几个月不外出活动。
因为中央有通知，各地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有些人本来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改革开放看不惯，这时就纷纷到工厂、企业去调查来，调查去，弄得工厂、企业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许多事陷于停顿。
这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一场反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
四、探索经济建的新路子
第四个问题。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国人大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报告中我提出，今后的经济建设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这个总题目，我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是我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时有人把它说成是我的施政纲领。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这是我在四川时开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第五个问题。正是因为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36】，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这样耀邦也就勉强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见，他们没有提到常委会或书记处会上来讨论，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调子，我也不清楚。但从他在十二大前后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视效益，不强调产值、速度的问题。他讲经济问题很少讲效益而十分强调增长产值和速度，常说“翻番”、“提前翻番”等。当然，我提出的六五计划增长速度“保四争五”【137】是留有余地的。我也清楚实际执行结果肯定会超过。当时经济体制还是旧的，很容易追逐产值、轻效益。我宁愿提得低一些，而不愿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产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虽然也非常重视产值指标，十分关心每年增长多少，但他对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对我的想法却不以为然。所以十二大的报告虽然根据邓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但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 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动，说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在城市采取承包的办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工业、商业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承包，要经过试验，逐步推行，绝不能简单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开。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商业不能这样搞，工业企业也千差万别，在整个价格政策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办法承包出去。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就在这一年，即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138】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
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比较好。邓小平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139】过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音才找我们谈话的。谈话中我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耀邦也知道，因为有了小平的话，他讲了一些意见我不大同意，即使没按他的意见办他也就算了，无所谓了。
国务院经过研究提出的重要经济工作方案或意见，都交中央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有时耀邦即使不赞成，好像也不好反对，就会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但事后他对启立说，现在也是强迫签字。国务院是怎么讨论的我们也不清楚，拿来只好同意、签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 ”、“被迫签字”【140】之类的话。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尽量与耀邦沟通，我曾经建议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关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邀请胡启立、郝建秀【141】等书记处的同志参加，以便随时向耀邦通报情况。还建议耀邦派工作人员列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耀邦没有这样做。我还特别提出，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正式提交常委和书记处会议讨论之前，可单独先向耀邦汇报，以便互相沟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他同意了。先向耀邦汇报，再向常委汇报，这样搞过几次，开始他还有兴趣，但以后看来他兴趣不大，他又不让再搞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看来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们两个人【142】在经济问题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风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小平已有了那么个规定。所以不是采取沟通情况或让他在国务院讨论经济时了解决策的过程就能解决的。尽管有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自从在小平那里谈话以后，我们双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没有使别人感到在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