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保八了，也就是说中国成功地保证GDP增长8%以上。大报小报以及一切媒体都大肆歌颂这一丰功伟绩，中共在任何场合下提起这一件事情，都充满了荣誉感，似乎这就是中共零九年最大的业绩，也是温家宝最大的业绩。果真如此吗？假如我说这是一场极端愚蠢无知的数字游戏，并且是靠掠夺你我等国民的资产成功的，你会同意吗？无论同意与否，至少我有相当的理由这样认为。 首先保8这种提法，就显得不合乎逻辑，不符合经济规律，同时显得愚蠢。相信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政府有这样的做法。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会宣讲将会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和政策，然后“预测”经济增长，而不是预设目标。预先设定增长目标，如同做假帐一样，先设定一个赢利指标，然后倒填数字，更加接近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应该预先设定目标的领域，因为经济增长中的不可预测因素太多了，而预先设置目标本身对经济运行就是一种行政干预，并不符合经济学思想。...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墓 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 著 2007年8月 永久的墓碑 （代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人权和观瞻 中国人的人权，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点保障。抗战以前，成千累万的爱国志士，都被政府明令通缉；现在政府也感到这样明目张胆地干，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抗，同时也有碍“国际观瞻。”就把一般公正的学生、教师、工人……各种爱国分子的名字都写上了特务机关的黑名单，让他们“自行失踪”，暗暗被杀死，永远没有人晓得。但是公开的逮捕，还是一样毫无顾忌。重庆市不到一月之内，就有几乎上万的人被抓去，送到师管区，没有拘票，不根据任何法律，高兴抓到就抓了关起，稍不顺从，就开枪打；还制造了一个只有政府当局自己才明白的理由：也是为了“国际观瞻。”暗逮明捕，既然都是为了观瞻；那未在黑名单没有取消、非法抓人的事情没有停止、非法拘捕的人没有释放之前，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宣布的“保障人权”，不是为了“观瞻”而做的假幌子。...
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