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部门是中国最神秘的部门，她包括军情，国安，公安等行行色色的部门。 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早期战争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指挥机构。而当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是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有总情报部，同时，在总参谋部之下也设有一个主管情报的二级部门。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即所谓的三总部。军事情报机构也都编入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治部的联络部之下。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都属军队情报系统。总参二部被外界俗称为「总参情报部」，是因为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三部分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220】，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李先念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在传阅邓小平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李先念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现在谈谈1988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一段应该从1987年十三大结束以后到1989年春季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变化巨大，形势由好到坏，以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十三大的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说为之一振。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个有远见的政党。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官版政治教材就把战国时期名家哲学的“白马非马”钦定为唯心主义诡辩，早早地从根本消除了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后二十年有关“羊头狗肉”的争议。 但无论在建国后的历史上还是今天，名不副实都是中共一个有目共睹的特征。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共变成了他个人专权的工具，不仅中国普通百姓的民权、民生没有了着落，就是党员、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如刘少奇、邓小平者亦不免被批判、打倒甚至折磨致死的命运。 中共的核心是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利益和普通中国人、和普通党员、甚至和党的领导者的利益都很难说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后，在“猫论”的指导下，中共热情拥抱西方投资和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包括很多为共产主义奋斗了终身的中共党员重新体验了150年前马克思笔下“浑身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败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腐败。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这以后腐败的情况就好多了。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不相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况。...
1 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 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中国社会近年群体抗暴事件不断，有越演越烈、越演越频繁、人数越来越多之势。邓玉娇事件刚过去，最近又发生了湖北石首有饭店青年厨师被虐杀事件，七万民众暴动，当局惊恐万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出马指挥，上万军警出动去抢一具尸体。 大纪元记者吴雪儿报导，对于中国社会现时的“乱象”，现居新西兰的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认为中国社会的“乱象”是一种“正常现象”：“当一个政权在灭亡的时候，官员的腐败、人民的起义和抗暴，都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就是要通过官员的腐败、人民的起义才能造成政权的灭亡，所以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26日下午，邓玉娇开博客了。这一天正是邓玉娇被巴东法院一审判决的第十天，如果在法定的十天内不上诉，邓玉娇“带罪免罚”的判决将生效。不过外界质疑该博客并非邓玉娇个人所开，并提出了种种质疑与分析。 26日下午1时1分，邓玉娇在新浪开通了博客。在名为“邓玉娇的新生活”的博客中只有短短的11个字“我现在很好，谢谢大家关心。” 博客甫一开通，有网民为之惊喜，但更多的网民则质疑该博客为当局造假，“一看这个博客就知道是假的”、“巴东做假，让人恶心。”“请骗子公开站出来说话！”等等，并提出了种种质疑和分析。 根据一直在关注邓玉娇案的网民“屠夫”21日介绍，他通过关系与邓玉娇妈妈张树梅通了电话，得知邓玉娇已经被当局带走，强行接受治疗，关在哪里她母亲都不知道。...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上海承包房地产基础工程，他给我讲了一个真实事件：他承包的一个房地产基础工程施工时，使用了非标（杂牌）钢筋，为了不让监理部门知道， 他们在夜里偷偷将基础工程浇上水泥，第二天监理人员来检查时，他们告诉监理人员，基础已经施工好了，然后再暗中塞给监理人员一些钱，于是，工程不用检验就 可以顺利通过监理了。 上海很多房子都是这样盖起来的，监理人员根本不真正检验，可以想象，上海人如果知道他们住的价值上百万的房子竟然是这样验收的，心里面是什么滋味？ 所以十三层楼倒塌是正常的，不倒塌才怪！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曾经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在位时盖了一栋宿舍楼，请监理人员去监理，当时我也跟去玩玩，监理人员在现场用手抠了一下墙壁，结果墙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