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听到一位共娼裆的最高负责人之一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听到这句话，我不禁哑然失笑。我的理解是：或者这位领导人不懂得法制国家的概念、定义，或者是这位领导人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极度虚伪的人。 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这三个，因为他讲的绝对不是事实。但是从他经常在记者面前引经据典，吟咏诗词来看，从他引用的范围来看，此人绝对可以称为饱学之士。而他能混到今天的地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不可能做得到的。于是唯一的解释，就是第三个。这位以亲民著称的人士，其实城府实在是太深了。...
敦促李长江辞职书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阁下： 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为了国家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为了广大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了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本人周泽（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八十九、一百零五、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敦促你：立即辞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以及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就你在任期间给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人民群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问题，作出深刻检讨！...
今天是七月一日，执政党成立87周年了。通常他们都会大力宣传一番，庆贺一番。通常一点要使用的语言是庆祝他们“伟大”的党87岁生日。但是，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党吗？恕我愚顿，我实在是没有看出来。 该党是1921年成立的，从1921年到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前，该党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暴力革命开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一个阶段，很多国内的“仁人志士”参加而且成为其中的领袖，应该说当初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其目的是为国为民的。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如毛、周、朱、邓之流。假如他们在获得国家统治地位的时候，象美国的华盛顿、杰克逊一样，发表一个人权宣言，建立一套三权分立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制度，我会认为他们发动的战争是伟大的战争，他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今天，我去余含泪大师的博客逛了逛，看到含泪先生谈到他的文章的效果。据他说很多救灾人员将他的文章向请愿的灾民同胞转达了，效果很好。此人颇有微名，文笔更是不错，笔触很柔性，所以欺骗性更强。于是那些失去至爱而无暇作深刻思考的同胞们把这一剂毒药当成补药喝了下去，所以我十分担心这些同胞状况，所以我再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实际上，现在当局对请愿同胞们使的无非是一个“拖”字诀而已。为什么要“拖”呢？其实当局最害怕的，是同胞们在大雨磅礴之下，数百人举着孩子们的照片请愿的画面被国外的记者们拍到，在国外登载出来，然后又出口转内销地转回国内。这样的画面太刺激了，被十三亿国人看到，必然深刻地铭记于脑海。那么，当局就很难收拾局面了。...
所谓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大金融灾难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股市灾难，的确与这种流氓文化有关。大家想想看，美国爆发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股市下跌也不过百分之十几，可现在中国一天绝大多数股票就下跌百分之十。越南股市下跌百分之六十就被认为是震动世界的金融动荡，可中国股市同样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却认为十分正常。美国投资者赔钱不过十分之一，政府就全力救市，越南投资者赔钱超过一半就引起整个世界关注，而中国投资者赔钱又何止一半，去年到现在多数股票下跌超过三分之二，却没有任何人承认更无人呼吁关注中国股灾。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和越南股市下跌是大家都赔钱，唯独中国股市下跌只有老百姓赔钱，既然只有老百姓赔钱，自然就没有人关注了。之所以只有老百姓赔钱，是因为中国同一张股票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一个价格，企业一个价格，外国人一个价格，中国老百姓一个价格，期间相差十几倍，比如中国石油，外资购买价格是"1"块多人民币，中国百分之一运气好的人抽签价格是"16.7"元人民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格是三、四十元，至于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干脆就没花钱。银行类也是这样，兴业银行股票的外资购买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国内百分之一老百姓抽签价格是"16"元，百分之九十九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四、五十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石油股票不跌到一元钱，兴业银行股票不跌到"2"元钱，外国人就不会赔钱，可是一旦跌到这个价格，中国老百姓早就死了几个轮回了。本国老百姓购买本国股票的价格是外资购买价格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包括非洲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我有幸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一本书，书名是《借我一生》，也有幸看过几次余先生的在凤凰卫视的讲学节目，说实话当时 还是很佩服余先生的道德学问的。要知道，这几乎是我近十年读过的唯一一本当代文学作品。原因并不是我觉得自己如何高明，竟然看不起所有当代的作家。而是我看不起几乎所有的被圈养的生物。一般来说被圈养的都属于家禽家畜，家禽家畜如何能写出好东西出来呢？家禽家畜如何能有自己的思想呢？更罔论深刻思想了。 《借我一生》这本书大致上是余先生的自传式的散文，而里面最让我佩服的，是余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任上辞官而归，据余先生的表述，当时是在面临提升的时候执意辞官的。要知道那个院长已经是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官职了，要是他当时一直做下去也许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吧？至少不会比陈良宇之流低很多的。面对如此高级的职位，余先生居然能够挂冠而去，颇有古风，不愧高洁两字。而我也读到过一些人骂余先生的文章，我是比较不屑一顾的，先生道德文章，实在可风。...
关于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充斥着整个网络，其中一个似乎为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是：专制制度比民主制度的效率更加优越。似乎要引入民主制度，就必须要承受很大的效率方面的损失，而这种观点，已经为正反双方所接受。那么果真是如此吗？我想谈谈这一个问题。 而现代社会学、经济学上的所有"效率"，除了我们平常说的做事的快慢以外，其实还包括了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拍卖，价高者的，经济学家会说这是有效率的。同样做一件事情，成本低的是比较有效率的。 我想在这里谈谈专制制度的成本问题，那么专制的制度有成本吗？无疑是有的，由于专制制度的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产生的成本就是专制制度的成本，让我一一道来。...
"又是阜阳，又是婴幼儿"，网上诸如此类的愤怒质疑之声，直指安徽阜阳近来发生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3月上旬以来，阜阳有915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 EV71，19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数字还在让人心悸地不断更新，而按现有证据，当地政府部门无疑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经历非典等重大疫情之后，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清楚地认识到：唯有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才能有效遏制疫情的进一步传播，才能够杜绝不必要的谣言和恐慌。"谣言止于公开"。事实证明，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部门的有意欺瞒和压制。甚至可以说，这种幼稚的行政理念和措施，才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疾病"，有可能导致疫情被人为地扩散。遗憾的是，阜阳当地政府部门似乎再次遗忘了非典的经验教训。在这场疫情从发生到传染扩散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及时公开信息，反而采取了种种不当手段，进行"辟谣"和控制舆论。据报道，3月上旬，阜阳市人民医院接收了5例患病儿童，这5名儿童于3月27日到29日间相继病亡。极短时间内，连续死亡5例患病儿童，医院感到不同寻常，于是在3月31日上报，省里派出的专家组也很快赶赴阜阳。但是，直到4月15日，当地才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关于此病的信息。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所谓的公开信息，其目的却在于"辟谣"以"安稳民心"。据披露，该市颍泉区一家发生死亡病例的幼儿园召开"紧急会议"，园长根据"上级安排"，指示"不准乱说"。在全市卫生口召开的会议上，相关领导"澄清"：这次婴幼儿发病主要是呼吸道感染所致，且仅有"几例"死亡，并没有传染性。这样的口径，又通过当地媒体以专家答记者问的形式广而告之。就是在政府和专家双重权威说服下，有的幼儿园逐个给家长打电话，让孩子们回来继续上课。尤为让人震惊的是，在疫情肆虐之时，当地医院依然没有采取任何隔绝措施。疫情发生近一个月才公开信息，具体防范措施又十分不当。这样做所导致的后果，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谁也不知道，这19名弱小儿童中，是否有的生命就是这样白白地流逝在政府部门的乖张举措之中。而今，我们只听到当地老人的一声叹息："如果政府早向老百姓公布这是什么病，这种病怎么厉害，孩子也许就不会被耽误。"就这样，曾经肆虐的非典以及当地发生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的沉痛教训，被政府官员们遗忘了。然而，同样值得反思的地方还不仅在于此，考察阜阳官场历史，当地政府部门如此忽视常识，恐怕并非偶然。上面提到的阜阳市颍泉区乃财政穷区，但这里数年前就因违规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而被举报和曝光...
"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中华民族在这个小小的顺口溜里，走国了五千年的历史进程。我们曾经有过全世界最灿烂的文明，经济总量高倨世界第一达两千年。但也战祸连年，完全没有战事的年头，据统计大约只有数十年而已。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这样流走了数千年呢？按照我们接受的执政当局的教育，也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各王朝都从创国之初的治世到后期的乱世，然后出现的所谓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 这样的解释，实在是有点怪异，我小的时候还读到过将诸葛亮介绍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啼笑皆非。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的。按照执政当局的理论，历史倒很象一个被强奸的美女，实在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