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传（四）
17：从“接班人”变成“保皇派”
●在短短几个月内，“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等人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胡锦涛也由“革命骨干”变为“革命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的旁观者
清华水利工程系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论官衔，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当时已经被革命激情烧红了眼的学生看来，有权管他们的统统都是“当权派”，也要轰一轰。更何况文革初期，他作为中共党员和政治辅导员，秉承党组织的部署，组织学生按部就班地提高觉悟，批判“三家村”；当蒋南翔和校、系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之时，他很自然地站在党组织一边，引导学生“排除干扰”。这当然就成了他忠实执行校党委旨意，“抵制革命运动”的“保皇派”罪状。于是他与所有中
共基层干部一样，也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学生给他贴了大字报，还勒令他写出检查。
从来都是“革命动力”的二十四岁的胡锦涛，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刚开始真有点发蒙。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一直都是信任自己、栽培自己，一朝要向他们反戈一击，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他还真开不了口，下不了手。更何况，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讲过“秋后算帐”，现在群众运动这么乱，过去心目中的“好生”、“差生”，在文革中全都乱了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谁知道最后校里、系里鹿死谁手？贸然揭发批判，日后后果谁能料定？
常芝青也难给他什么具体的指点，因为这次的运动实在太反常规了，所有的老皇历都统统作废，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这些在政治运动中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摸不清路数。胡锦涛只能肯定一条：政治旋涡凶险，不要贸然下水。
好在运动迅猛向前推进，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这些“走资派”没有几天就成为没有人感兴趣的“死老虎”——造反派有的是更大、更有刺激性的目标要攻击，纷纷杀到校外，杀到中央，杀到各省市……更分不出精力来管胡锦涛这种“保皇派”了。他就这么在短短几个月内由“骨干”变为“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无人理睬的旁观者，而胡锦涛也再无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此成了“逍遥派”。后来中国大陆官方报刊曾用他“文革”中没有参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为例，证明他性格之“稳健”。
这种生活过了近两年。蒯大富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拥兵自重，在校内打派仗占据建筑物实行割据，自制武器打了个不亦乐乎，终于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再不压服，他的重建理想社会的试验无法推进，还会让国内外帝修反看笑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调派了工人和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竟遭到蒯大富的武装抵抗，宣传队多人被打死。毛泽东当晚召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强令再不罢手，他要统统消灭。这才算将他自己亲自召唤出来的孙悟空重新压到了五行山下。
胡锦涛文革前所憧憬的辉煌前途算是一风吹了。他也不想留在清华了。“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留校，自己将永远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写而已，是思想改造的永久性对象。毛泽东当时一门心思要让工农兵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自己作为文革前旧党委的红人，留校，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不会有什么前途。索性走出去，走得远远，到最艰苦的地方脱胎换骨！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胡锦涛在清华前后整整生活了九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告别了清华，告别了京城，奔赴万里之遥的大西北——恋人刘永清附近的甘肃刘家峡。
第三章 西北望长安（1968—1982）
一名房建工，一个小秘书，一位副处长……如果他没有遇到宋平，他是会终老于塞外的漫漫黄沙之中，还是终将磨砺生光，脱颖而出？
18：挖土砌墙的清华高材生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革命领导小组不假思索地就将新来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
其实，刘家峡在水电站中远不算最偏僻、最边远的。它位于甘肃省的永靖县，紧靠著省会兰州。这座水电站在大跃进声浪最高涨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停下，一九六四年初复工，到胡锦涛去的那年，已显露出了雏形；次年四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向中共九大献礼。这座大型水力枢纽工程，混凝土重力大坝高一百四十七米，可以蓄水五十七亿立方米，年发电量为五十五点八亿千瓦时，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效益。按设计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坝高，地下厂房规模，高速水流，单机容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和设备等方面，均属当时中国国内的首位，代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水电工程施工建设的最高水平。
刘家峡水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水库：盐锅峡水库和八盘峡水库，成三足鼎立之势，被黄河一线贯串，常被当时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在诗中、歌中赞颂为“黄河金线串起三颗明珠”。刘永清所在的八盘峡水库建得晚一些，到胡锦涛去刘家峡时尚未开工。而位于刘家峡水电站下游三十公里处的盐锅峡水电站，与刘家峡基本同时开工，一九六一年初冬第一台机组就发电了。一九七二年，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中心，形成了陕、甘、青三省的联合电网，为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担任“驻藏大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完全有资格对藏人说，我“二十年前就为你们的繁荣和进步洒下了血和汗”。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头们，根本没有考虑新来大学毕业生的年龄问题。他们不加区别地就将大学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无论是这些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没有追问这算不算“耽误人才”。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中，一个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是凤毛麟角），更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他越多流汗水，身上越多落灰沙，就越证明他干活儿卖力，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坚定。
对于胡锦涛来讲，体力活路重是一方面，难熬的还有生活环境的极大反差。听惯了的吴侬软语换成了生硬的西北方言，从小在江南餐餐有大米吃，天天有清水喝；可到了西陲住不上像样房屋，只有杂粮果腹……肯定有家园万里的思念，肯定有磨砺淬炼的自警，但有没有大材小用的怨艾？有没有蹉跎岁月的叹息？我们无从推测，然而从后来胡锦涛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与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艺术家谈得来，不是可以显露一些端倪么，他是否被他们唤起了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胡锦涛这一届水利工程系的八十多位同学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胡锦涛夫妇也去了。校友之间最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是水利专业，除了各自科研项目，就是水利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锦涛讲起了不久前考察黄河小浪底工程后的感受，他说：“我想起六十年代在刘家峡工地上艰苦奋斗、干打垒的生活，那时候到工程最高峰时，工地上有两万多人。”尽管他没有详说当时艰苦奋斗的细节，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心里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不用说，当年的胡锦涛可不能表露一星半点“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在房建队干了一年活，给领导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活能吃苦，没有摆“名牌大学”出来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在当时，这些就是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而且，先来的刘永清在八盘峡水电站工地，距离约百里之遥，总算还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虽然为了赶工期不能每个周末都见面，比起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倾诉情思，还是好得多了。
19：技术干部改吃政治饭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
一年后，胡锦涛带着队领导作的“认真接受再教育，坚定地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评价甚高的鉴定，告别了房建队，当上了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他的“红色水利专家梦”好象又可以续下去，他在清华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好象又能找到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就在这一年，胡锦涛的命运也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次转折不像考进清华和分配到刘家峡那么被人注意，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调动而已：二十七岁的胡锦涛，当了技术员没有几天，又调为八一三分局办公室秘书。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由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用一句当时的话来说，他“吃上了政治饭”。
这时正是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结盟，彻底整垮了刘少奇集团，但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的蜜月期也随即告终，党章上载明的统帅和副统帅之间很快显出了裂隙。一九七○年庐山会议召开了，“称天才”和设不
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导致了陈伯达垮台，也动摇了林彪集团；第二年爆发了“九.一三事件”，林彪被其妻子、儿子等人簇拥着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举世震动。
很快，中央斗争的冲击波一圈圈扩大到了全国基层。胡锦涛在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时，得连篇累牍地用上“批修整风”（后来改成“批林整风”）、“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批天才论”、“批形左而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类的八股词句；任何建设成就，都得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成果”。
不过，这场“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对基层的冲击，虽然富有戏剧性，却没有像“第九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发动全国群众斗倒刘少奇那么具有摧毁力。基层的政权组织和企业机构没有再次被冲得稀烂，而是上面斗上面的，下面干下面的。唯一的变化，只是军代表没有那么神气活现了，一度担负“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使命的军队，气焰随着林彪完蛋而收敛，水电建设队伍曾经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中，被一刀切地改成连、排、班之类充满火药味的军队建制名称，现在，又逐渐恢复成大队和班组名称。
胡锦涛在批林整风中没有受到什么波及。他以其忠诚、勤勉、细心，得到上级青睐，顺顺当当地在仕途上前进。就在一九七一年这一年，胡锦涛不仅升了官，还离开了八一三分局，到了上级机关──他被提拔成为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胡锦涛首次成了一个党务脱产干部。
20：告别单身汉生涯
●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
要说政绩，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当然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胡锦涛虽无甚建树和惊人之举，但他默默地积累著、吸取著、努力著，尽力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从本职日常工作中熟悉了共产党的那一套话语系统，那一套思维习惯，那一套不由人不服从的党文化——浸润既深，用之则熟。作为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他要和机关各个部门打交道，从最高负责人到行政勤杂工，从自己命运的主管——党委政治部，到命运被自己主管的技术、设计、供销人员，上上下下都要接触。他知道了对上级该如何，对同事该如何，对下级该如何；对政工人员该如何，对技术人员该如何，对后勤人员又该如何。文件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审批，怎么收发……都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著。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胡锦涛和刘永清结了婚，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工馀时间，他有时和全家，有时和机关干部，出外旅游。
我们没有查到胡锦涛是否去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卜楞寺的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离刘家峡有约五个小时的车程。不论他去没去过，胡锦涛绝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与藏族和藏传佛教打什么更深的交道。
他当时倒是时常坐车两个多小时，到最近的“大都市”兰州游览。兰州位于黄河边上，是一座南北短、东西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四周环山，这座工业城市的污染相当厉害，九十年代末甚至名列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兰州毕竟是一座大城市，在西北各省中，繁华程度仅次于西安。对于刘家峡、八盘峡的建设者，兰州算得上是文化中心，能依稀唤起他们对文明世界的感觉。
胡锦涛也去过咫尺之遥的炳灵寺石窟参观——在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建成后，乘小轮船在湖面上行驶两小时可达。炳灵寺是国务院一九六一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炳灵”是藏语“十万佛”的意思。这座开凿于北朝西秦建弘元年（公元四二○年）至明代的石窟，坐落在黄河北岸的积石山中，有窟龛一百八十三个，大小石雕像六百九十四座，泥塑八十二座，最大的唐代摩崖大佛高三十米，上石雕下泥塑，别具一格。比起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炳灵寺石窟虽然名气稍逊一筹，但是构思奇巧，雕镌精美。高峡平湖，奇峰古窟，众多的佛像，超然物外，俯视众生在忽起忽落的历史浪涛里浮沉。他们不屑理会，凝视著他们的千百双眼睛里，有没有一双眼睛与众不同。
一九七四年，胡锦涛来甘肃的第六个年头，《人民日报》刊登了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刘家峡水电站竣工并网发电的喜讯。多少个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终于盼来了成功的一刻，胡锦涛与所有同事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在刘家峡水电站接近完工之际，整个第四工程局上上下下也慢慢漫溢出一股惶惑不安的气氛。水电建设大军，有人戏称为“现代吉普赛人”、“工业游牧民族”，在高山峡谷四处转战，历来是走向荒凉——一旦用汗水和心血建成了宏伟的工程，除了留下少数管理和维修人员，多数人“打起背包又出发”，要奔赴新的更荒凉的地方。
谁留谁走？何去何从？水电建设者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生活的流动这一点而起。因为流动，生活不可能有安定感，无法建设家庭，夫妻分居，孩子入托、上学等等也都成为难题。能够定居在某一个地方，当然成了绝大多数职工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能进入留下者的名单，许多人不仅找门路托人情，甚至宁可降职降薪。
胡锦涛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调到了位于省会兰州的甘肃省建设委员会。
21：咬定青山任尔东西南北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大搞整顿最起劲的一年。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好景不长，年底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有关
是胡锦涛自己申请调动的，还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安排的？我们目前尚不能得到确切资料，只能作些推测。第四工程局属于国务院水利电力部，建委则是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机构，二者在业务上要打不少交道，然而，干部、人事方面的任免调动，是各自独立的，第四工程局的基层干部，甚至不可能被省建委的组织部门知晓。而由胡锦涛原来担任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调到省建委之后降格任普通秘书这一情况，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一次调动似乎更多地是出于他个人的要求——宁愿在官职的阶梯之上往下降几格，毕竟争取到从水电队伍转到省会定居下来。权衡一下利弊，这样对家庭的安定和孩子的教育，更有好处。
不过，另一个迹象又显示，似乎这次调动也得到调入机关的欢迎。调到省建委的第二年（一九七五年），胡锦涛就被任命为设计管理处副处长，不仅重新得到提升，而且身处更为重要的岗位——省建委的设计管理处副处长，属于发挥其所学专业特长的业务干部，而原来他担任的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则属于“万金油”。
或许可以作这种解释：甘肃省建委在同意调入胡锦涛之时，就对他的学历背景有所考虑，打算发挥其专长，不过人刚调来，总要考察一下其品德能力，同时等待适当的岗位有空缺，所以先安排他当秘书。
甘肃省建委当时确实是要人之际。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都强调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进度大大加快，各种“大会战”“小型会战”接连不断。不仅有大批企业新建、扩建、改建，还从沿海和东北大量内迁大中型工厂，一时间，冶金、机械、化工企业相继投产，“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更是遍地开花。省建委业务极其繁忙。虽说刚调入的这一年因为全国“批林批孔”的大气候，生产建设一度受到干扰，但次年又刮起了顺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大搞整顿最为起劲的一年。邓小平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要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全面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年年底风云突变，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而且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大学有关。
这段公案，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文革岁月”一章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她说：“一九七五年的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的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信中，刘冰等对迟群、谢静宜两个‘四人帮’的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以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而信口胡说大发牢骚，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刘冰等人的这两次上书，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
刘冰在“文革”前，就是清华大学地位仅次于蒋南翔的党委副书记，根据不少历史资料记载，他专管党务，思想也相当“左”，整过不少人。“文革”中作为“ 革命领导干部”被“三结合”进了党委。他这两次上书，令时刻提防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心中不快，在他心目中，迟群、“小谢”都是“文革功臣”。而邓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他是支持刘冰的。经过一番斟酌，他通过毛远新将“圣旨”传达给政治局。
一九七六年初春，胡锦涛听了逐级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毛泽东发出了最新指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说：“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还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刘冰在清华被批斗了半年多，最后也被发配到甘肃。
22：赶上了中共新老交替第一波
●当局从全国各地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胡锦涛率一支工程队，赶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调回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
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秋，中国进入最复杂多变的时节：周恩来巨星殒落，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朱德寿终正寝，唐山大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华国锋继任于危难……最后是十月六日叶剑英、华国锋与汪东兴等人联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在这一连串的大事当中，与胡锦涛个人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是唐山大地震。这场大惨剧，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整个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为了抢修重建，当局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甘肃省建委也派出了一支工程队，胡锦涛是这支工程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回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组织人员、设备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胡锦涛调到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了。据在甘肃与胡锦涛共过事的人介绍，前几年，他就活动著调离甘肃北京，这一次他带队到唐山，又托人设法将他调回京城。“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词）以前是关山万重，难以飞渡；这次可是近在咫尺呀！
中共治下，愿意调进干部的单位总是不难找的，反正干部是国家的，国家的人国家养，工资指标一齐调进，即使编制有限额，死限额赶不上活变化，臃肿超编的机构有的是，国家发薪水，机关多一个人干活，何乐不为？不过，进北京要难得多——北京是大城市，更是首都，按照当局的思路，对于外来人口若不严加控制，就会像气球一样急速膨胀。而更大更难的一关，是原单位：有哪个单位肯痛痛快快放人调走呢！
胡锦涛具有政治、文化和工作经验等等各种优势，在京城也还有师长同学等各种关系，不过他还是被卡在原机构动弹不得——甘肃省建委不放人。到这一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局势有了重大变化。“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结束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渐渐改变，中共各领导层选拔干部时，逐渐开始纠正“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行为，不论哪儿都在伸手要知识分子干部。胡锦涛这样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打算“重用”，动员他要“安心工作”。
时光在继续推移。一九七八年，是胡锦涛生命中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放在处级不算出格，放在科级不算埋没，放在局级也不算重用。不过胡锦涛的能力显然比同僚们要高出一截，他再韬晦再谦虚，也要“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经历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激烈的交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战胜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胡锦涛赶上了中共中央加快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传达了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的意见：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邓小平对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起因于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当著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面，他旧事重提，说道：“（七五年）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
斗不过怎么办？邓小平们要培养接班人来跟他们斗。
23：政坛伯乐到科技专家中挑人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培养和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
邓小平说：“今天恐怕讲的是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只会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转过年来，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修改党章，增加废除职务终身制条文，并强调“大胆提拔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三月，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把有组织能力的科技人才，大胆提拔到党政、经济、科教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培养接班人政策的一大突破。五月，中组部专门举行座谈会，讨论选拔中青年干部。胡耀邦到会大谈选拔“理想领导班子”，认为：这个班子应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又是年富力强，具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对班子要求如此，对班子里的成员当然也要求如此，这就是后来报刊宣传提到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
胡耀邦还指出一个令人骇异的事实：中央书记处十一个书记加起来七百一十八岁，年龄太大了！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这篇讲话后来被称做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收入《邓小平文选》，题目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同年夏，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谈干部政策，说既然“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提拔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当然不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今后选拔干部，不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改为在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选。
以上讲话和规定显示，中共的组织路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随著全党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共的干部政策向偏重专业知识、文化水平方面倾斜。
宋平主政的甘肃省委，这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决定，选拔优秀中青年专业科技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紧锣密鼓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注定要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
不过，是谁伸出了手来拉拔、擢升他呢？
且说在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上以黑马之姿跃居政治局常委之后，各方对他身世、资历议论纷纷。其中香港《信报》一九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胡锦涛之所以在政坛发迹，是因为邓小平要“报恩”。
●“老邓向小胡报恩”子虚乌有
香港《信报》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去年四月我游杭州，火车上邂逅一位来自甘肃的高干，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赵紫阳总理到甘肃视察，见到省委一班领导时，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耀邦同志让我问李子奇、马涛好。……令人错愕不止的是胡锦涛，省委无人知道他是谁，名都没听说过，但邓皇帝通过赵宰相问好，此何等重要之人，何等“经国”大事？于是省委立刻遍查人事档案，终于发现胡锦涛者，乃甘肃某地区一小水电站之技术员也。再查之下，方知文革时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邓朴方受父之累，被造反派迫害跳楼，伤重，为胡锦涛救起，照顾有加。后各奔东西。文革后老邓权倾天下……知恩报恩，托赵紫阳问候；官场上下各个眉精眼企，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位甘肃高干说，胡锦涛发迹的往事，甘肃官场人人皆知，因为当时省委有文件，将赵紫阳代老邓和耀邦的问候之语，原原本本写了进去，传达至基层。
查这段记载，还有更早的版本，如香港《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周自横专栏”《胡锦涛为何升得那么快》，来了点模糊语言，如说胡锦涛是“某单位的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倒少漏破绽；这种故事后来又被别的报刊转载，以讹传讹，加油添醋。
这个故事，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完全不可置信。火车上邂逅之“高干”，萍水相逢，自然可以信口开河，是否确有此“高干”，也只有作者心里明白。说赵紫阳到甘肃见到省委一干人劈头“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云云，显然对中共官场上的上下人际应酬隔膜得很，难以相信此为“高干”所述。查赵紫阳一九八○年九月取代华国锋成为总理，而胡锦涛一九七四年即离开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调到甘肃省建委；次年提为副处长；一九八○年被提为建委副主任，哪里是什么“小水电站技术员”？省委一干人又怎么会对他一无所闻？文中所说“文革中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也失实，文革前胡锦涛已大学毕业。
最“穿帮”的还是：邓朴方一九六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春天在被看守情况下跳楼，跳楼之后他被送到医院。而胡锦涛这一年秋天离开清华大学到刘家峡，按常理判断，以前既不认识，又不在一所大学，人生轨迹无缘相交，邓朴方怎么能“为胡锦涛救起”？
此段故事，或许是有人表达对中共提拔干部任人唯亲、不讲章法的黑箱作业讥讽不满，但其本身之不可信，随后已有香港专栏作家齐心如撰文辨正。
一九八○年，是胡锦涛仕途上福星高照的一年，福星是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这一年年底由省人大副主任出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起过宋平。他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以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样，可以算是中共的“一二九干部”，即曾投身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爆发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不过蒋南翔、姚依林入党早在“一二九”时已经是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宋平当时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七年才加入中共。
24：当面汇报赢得宋平爱才之心
●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宋平看在清华份上”、“听了夫人吹风”提拔小学弟，这些说法与宋平的思想性格不合。他看中胡锦涛，秉持了党性和公心
宋平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后的革命生涯，使他与中共各个派系的众多元老相识相熟：他曾任周恩来掌管的中共南方局的助理秘书，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后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更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这对于宋平日后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得益良多。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在东北形势大好，急需大批干部，宋平也受命出关从事工会工作，与陈云有了密切接触。中共建政以后，宋平长期在经济领导部门任职，担任过国家计委的劳动工资局局长，后又当过劳动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段时间他的妻子陈舜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
“文革”前夕，中共鉴于与苏联关系紧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作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宋平被委以西北区计委主任的重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文革”就爆发了，计委被砸烂，宋平当然也免不了吃点苦头。好在他到西北时间不长，原单位对他鞭长莫及，在当地又没有太多辫子被抓，也未来得及在当地官场上树敌结怨，所以还算幸运，仅仅被打入冷宫，没被斗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使林彪集团受到重挫，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布局谋篇，宋平被启用，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共甘肃省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当上了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这年秋天林彪出逃并摔死事件之后，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宋平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香港《广角镜》杂志刊发的文章披露，当时任甘肃一把手的是冼恒汉。那段岁月，明明甘肃农村连续几年旱灾，粮食失收，农民生活很苦，但是冼恒汉仍然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大好”。宋平忍不住，“当著周恩来的面”，汇报了许多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裤子穿”的真相，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派人调查赈灾，才挽救了许多饥民的生命。“四人帮”被粉碎，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旬，冼恒汉也随之垮台，宋平升任甘肃省第一把手——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大军区第二政委，三顶桂冠连翩而至，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奉召调回北京，重回国家计委主持工作。
关于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其说不一。有人说是宋平看在清华校友的份上，对“小学弟”伸以援手。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宋平在中共党内素有清廉正派、“出以公心”的名声，难以相信他会仅仅因某人与自己是校友便下令提拔；也有一种说法称胡锦涛崭露头角，应该感谢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吹了“枕头风”，这种说法恐怕也是想当然的成分居多。六十年代初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期间，不排除陈舜瑶当时就与学生中“又红又专”的这个新党员骨干有过接触，对之留下一点印象；即使全无印象，她一旦知道谁是清华大学学生干部出身，有一种亲近感，也是人之常情，或许会向宋平提起。但是如果宋平只凭夫人的好恶来决定提拔与否，那也就不是宋平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九七九年宋平与胡锦涛有过直接接触，对这个三十七岁的“青年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批评了华国锋“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搞新的“大跃进”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投资、清理项目、缩短战线。宋平亲自参加甘肃建委召开的会议，亲自听取各处负责人汇报，其中也包括听取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的汇报。宋平有多年经济计划工作经验，不是个能被人随意糊弄的外行。而胡锦涛脑子非常清楚，有过人的记忆力，在这个处工作了四五年，经常实地考察，情况早已滚瓜烂熟，汇报中不仅对大串数据、事例，如数家珍，而且看法、对策头头是道，简明扼要，宋平一听不由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25：李登瀛是否有权破格提升胡锦涛？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权势是否大到不仅能“力荐”，而且能“破格提拔”胡锦涛？
香港《星岛日报》二○○二年五月初“追踪胡锦涛轨迹”系列报导中说：
“据指出，当年力荐胡锦涛的是时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李登瀛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的叔叔战争年代在山西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李登瀛曾任中共川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农工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西北局农工部部长、陕西省农业办公室主任。七八年后，李登瀛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长。”该报导只字未提宋平，而说：“李登瀛可以说是胡锦涛政治上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恩师，指将胡锦涛从水电四局调到甘肃省建委的张延青）。他不仅将胡锦涛破格提升为省建委副主任，还将他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为他的仕途打开了通向北京之路。”
这种说法大有可议之处。
自从“文革”结束、甘肃省由“冼恒汉时代”进入“宋平时代”，到一九八○年，中共先后任命了冯纪新、李超伯、赵处琪、李登瀛、马继孔、杨植霖等省委书记和肖剑光、葛士英等省委副书记（前面提到的被毛泽东贬谪来的刘冰，也于一九八一年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李登瀛是一九七八年三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他的行政职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被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当选为副主任的共十四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登瀛当选为甘肃省省长，接替了冯纪新，不再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对甘肃省通盘人事调动的一部分，一个月后公开了更重要的变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调到北京，由冯纪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他的权势是否大到能够不仅“力荐”，而且“破格提拔”胡锦涛？
李登瀛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农业口主管，除了一九五一年在四川担任过一段中共川北区委常委、川北区总工会主席——他的顶头上司，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是胡耀邦。顺便提一下，李登瀛与胡耀邦的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山西左云县县史资料中可以查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二十八日，绥蒙前线总指挥许光达向（左云）守城警察发出最后投降通谍，遭到再次拒绝。是月二十九日，绥蒙野战军三十二团的一个营集结左云城下，当晚向拒不投降的警察队发起总攻，县城解放。是月三十一日，左云县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李登瀛”。虽然他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到九月上旬时“晋绥五地委、五专署、五军分区机关进驻县城……军管会撤销”，但“是月，胡耀邦率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北上，经左云，住一宿”。
李登瀛的职务，多半是与农业有关。在历届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他往往编在“农民”组。在担任甘肃省长之前，他在甘肃省委、省人大班子中分管的也是农业。如果说他作为政协的“农民委员”相当可笑，但是他无疑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有相当深切的了解。
26：甘肃出来的官员清廉实干
●共高官中与甘肃有渊源的真不少，宋平、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吴仪……有人不无惊讶地指出他们两个特点：一是清廉正派，二是低调踏实。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这到底应归功于塞外风沙砥砺，还是应归功于宋平言传身教？
关于李登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讲述过这样一段往事。
《光明日报》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回首沧桑巨变”征文，曾经发表陆学艺口述，张义德整理的一篇文章《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陆学艺回忆他一九七九年搞农村调查，去合肥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他说，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安徽的同志寄来的三篇文章”，“内容都是介绍包产到户的。这三篇文章在当地发表有困难。我拿著这三篇文章向宋一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汇报，他大力支持，同意发《未定稿》（院里的内部刊物）增刊，并对我说，你也要写一篇，从理论上讲一讲”。陆学艺写的文章题目是《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其中论证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这期《未定稿》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最早的文章。陆学艺介绍说：增刊发行的范围虽然窄了些，但在上层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如甘肃省省长李登瀛看了这期《未定稿》后，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向宋平等省委领导同志推荐。李登瀛的批语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材料，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一篇（指陆学艺写的那篇），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应引起我们重新考虑问题。”宋平等都划了圈表示同意。甘肃省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发展得也很快。（参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光明日报》）
这里陆学艺的回忆有一点失误：当时李登瀛并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刚当上省人大副主任才两个多月。从陆的回忆可以证实，李登瀛当时与赵紫阳、万里等人“英雄所见略同”，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不过，他当时所掌管的权柄，恐怕难以对当年战友的侄女婿、在省建委当副处长的胡锦涛，直接予以拔擢。
不过，李登瀛在甘肃省，是除了宋平之外，对胡锦涛最为欣赏器重的人。在省委和省人大、省政府，多次推荐胡锦涛是符合“四化”条件的接班人。
虽然没有被冠以像“上海帮”“江苏帮”“广东帮”这样的名目，但是中共干部队伍中，与甘肃有某种渊源的还真是挺多，高级干部中就可以数出不少。除了宋平、胡锦涛，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五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任设计院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吴仪，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部长、副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人事部部长张学忠，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张庆黎，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副行长阎海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吾乐……等等。
有人在观察了甘肃出来的这些官员（包括下谩颉蚬要提到的几位）之后，不无惊讶地评价说：与别的地方出来的高官相比，他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人比较清廉正派，二是执政比较低调踏实。
换一个说法，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尽管这都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这到底应归功于甘肃的风沙砥砺、水土养育呢，还是应归功于宋平等人言传身教、鞭策校正？
●在短短几个月内，“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等人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胡锦涛也由“革命骨干”变为“革命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的旁观者
清华水利工程系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论官衔，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当时已经被革命激情烧红了眼的学生看来，有权管他们的统统都是“当权派”，也要轰一轰。更何况文革初期，他作为中共党员和政治辅导员，秉承党组织的部署，组织学生按部就班地提高觉悟，批判“三家村”；当蒋南翔和校、系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之时，他很自然地站在党组织一边，引导学生“排除干扰”。这当然就成了他忠实执行校党委旨意，“抵制革命运动”的“保皇派”罪状。于是他与所有中
共基层干部一样，也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学生给他贴了大字报，还勒令他写出检查。
从来都是“革命动力”的二十四岁的胡锦涛，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刚开始真有点发蒙。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一直都是信任自己、栽培自己，一朝要向他们反戈一击，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他还真开不了口，下不了手。更何况，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讲过“秋后算帐”，现在群众运动这么乱，过去心目中的“好生”、“差生”，在文革中全都乱了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谁知道最后校里、系里鹿死谁手？贸然揭发批判，日后后果谁能料定？
常芝青也难给他什么具体的指点，因为这次的运动实在太反常规了，所有的老皇历都统统作废，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这些在政治运动中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摸不清路数。胡锦涛只能肯定一条：政治旋涡凶险，不要贸然下水。
好在运动迅猛向前推进，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这些“走资派”没有几天就成为没有人感兴趣的“死老虎”——造反派有的是更大、更有刺激性的目标要攻击，纷纷杀到校外，杀到中央，杀到各省市……更分不出精力来管胡锦涛这种“保皇派”了。他就这么在短短几个月内由“骨干”变为“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无人理睬的旁观者，而胡锦涛也再无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此成了“逍遥派”。后来中国大陆官方报刊曾用他“文革”中没有参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为例，证明他性格之“稳健”。
这种生活过了近两年。蒯大富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拥兵自重，在校内打派仗占据建筑物实行割据，自制武器打了个不亦乐乎，终于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再不压服，他的重建理想社会的试验无法推进，还会让国内外帝修反看笑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调派了工人和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竟遭到蒯大富的武装抵抗，宣传队多人被打死。毛泽东当晚召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强令再不罢手，他要统统消灭。这才算将他自己亲自召唤出来的孙悟空重新压到了五行山下。
胡锦涛文革前所憧憬的辉煌前途算是一风吹了。他也不想留在清华了。“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留校，自己将永远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写而已，是思想改造的永久性对象。毛泽东当时一门心思要让工农兵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自己作为文革前旧党委的红人，留校，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不会有什么前途。索性走出去，走得远远，到最艰苦的地方脱胎换骨！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胡锦涛在清华前后整整生活了九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告别了清华，告别了京城，奔赴万里之遥的大西北——恋人刘永清附近的甘肃刘家峡。
第三章 西北望长安（1968—1982）
一名房建工，一个小秘书，一位副处长……如果他没有遇到宋平，他是会终老于塞外的漫漫黄沙之中，还是终将磨砺生光，脱颖而出？
18：挖土砌墙的清华高材生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革命领导小组不假思索地就将新来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
其实，刘家峡在水电站中远不算最偏僻、最边远的。它位于甘肃省的永靖县，紧靠著省会兰州。这座水电站在大跃进声浪最高涨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停下，一九六四年初复工，到胡锦涛去的那年，已显露出了雏形；次年四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向中共九大献礼。这座大型水力枢纽工程，混凝土重力大坝高一百四十七米，可以蓄水五十七亿立方米，年发电量为五十五点八亿千瓦时，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效益。按设计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坝高，地下厂房规模，高速水流，单机容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和设备等方面，均属当时中国国内的首位，代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水电工程施工建设的最高水平。
刘家峡水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水库：盐锅峡水库和八盘峡水库，成三足鼎立之势，被黄河一线贯串，常被当时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在诗中、歌中赞颂为“黄河金线串起三颗明珠”。刘永清所在的八盘峡水库建得晚一些，到胡锦涛去刘家峡时尚未开工。而位于刘家峡水电站下游三十公里处的盐锅峡水电站，与刘家峡基本同时开工，一九六一年初冬第一台机组就发电了。一九七二年，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中心，形成了陕、甘、青三省的联合电网，为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担任“驻藏大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完全有资格对藏人说，我“二十年前就为你们的繁荣和进步洒下了血和汗”。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头们，根本没有考虑新来大学毕业生的年龄问题。他们不加区别地就将大学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无论是这些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没有追问这算不算“耽误人才”。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中，一个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是凤毛麟角），更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他越多流汗水，身上越多落灰沙，就越证明他干活儿卖力，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坚定。
对于胡锦涛来讲，体力活路重是一方面，难熬的还有生活环境的极大反差。听惯了的吴侬软语换成了生硬的西北方言，从小在江南餐餐有大米吃，天天有清水喝；可到了西陲住不上像样房屋，只有杂粮果腹……肯定有家园万里的思念，肯定有磨砺淬炼的自警，但有没有大材小用的怨艾？有没有蹉跎岁月的叹息？我们无从推测，然而从后来胡锦涛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与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艺术家谈得来，不是可以显露一些端倪么，他是否被他们唤起了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胡锦涛这一届水利工程系的八十多位同学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胡锦涛夫妇也去了。校友之间最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是水利专业，除了各自科研项目，就是水利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锦涛讲起了不久前考察黄河小浪底工程后的感受，他说：“我想起六十年代在刘家峡工地上艰苦奋斗、干打垒的生活，那时候到工程最高峰时，工地上有两万多人。”尽管他没有详说当时艰苦奋斗的细节，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心里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不用说，当年的胡锦涛可不能表露一星半点“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在房建队干了一年活，给领导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活能吃苦，没有摆“名牌大学”出来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在当时，这些就是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而且，先来的刘永清在八盘峡水电站工地，距离约百里之遥，总算还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虽然为了赶工期不能每个周末都见面，比起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倾诉情思，还是好得多了。
19：技术干部改吃政治饭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
一年后，胡锦涛带着队领导作的“认真接受再教育，坚定地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评价甚高的鉴定，告别了房建队，当上了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他的“红色水利专家梦”好象又可以续下去，他在清华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好象又能找到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就在这一年，胡锦涛的命运也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次转折不像考进清华和分配到刘家峡那么被人注意，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调动而已：二十七岁的胡锦涛，当了技术员没有几天，又调为八一三分局办公室秘书。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由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用一句当时的话来说，他“吃上了政治饭”。
这时正是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结盟，彻底整垮了刘少奇集团，但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的蜜月期也随即告终，党章上载明的统帅和副统帅之间很快显出了裂隙。一九七○年庐山会议召开了，“称天才”和设不
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导致了陈伯达垮台，也动摇了林彪集团；第二年爆发了“九.一三事件”，林彪被其妻子、儿子等人簇拥着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举世震动。
很快，中央斗争的冲击波一圈圈扩大到了全国基层。胡锦涛在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时，得连篇累牍地用上“批修整风”（后来改成“批林整风”）、“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批天才论”、“批形左而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类的八股词句；任何建设成就，都得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成果”。
不过，这场“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对基层的冲击，虽然富有戏剧性，却没有像“第九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发动全国群众斗倒刘少奇那么具有摧毁力。基层的政权组织和企业机构没有再次被冲得稀烂，而是上面斗上面的，下面干下面的。唯一的变化，只是军代表没有那么神气活现了，一度担负“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使命的军队，气焰随着林彪完蛋而收敛，水电建设队伍曾经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中，被一刀切地改成连、排、班之类充满火药味的军队建制名称，现在，又逐渐恢复成大队和班组名称。
胡锦涛在批林整风中没有受到什么波及。他以其忠诚、勤勉、细心，得到上级青睐，顺顺当当地在仕途上前进。就在一九七一年这一年，胡锦涛不仅升了官，还离开了八一三分局，到了上级机关──他被提拔成为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胡锦涛首次成了一个党务脱产干部。
20：告别单身汉生涯
●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
要说政绩，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当然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胡锦涛虽无甚建树和惊人之举，但他默默地积累著、吸取著、努力著，尽力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从本职日常工作中熟悉了共产党的那一套话语系统，那一套思维习惯，那一套不由人不服从的党文化——浸润既深，用之则熟。作为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他要和机关各个部门打交道，从最高负责人到行政勤杂工，从自己命运的主管——党委政治部，到命运被自己主管的技术、设计、供销人员，上上下下都要接触。他知道了对上级该如何，对同事该如何，对下级该如何；对政工人员该如何，对技术人员该如何，对后勤人员又该如何。文件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审批，怎么收发……都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著。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胡锦涛和刘永清结了婚，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工馀时间，他有时和全家，有时和机关干部，出外旅游。
我们没有查到胡锦涛是否去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卜楞寺的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离刘家峡有约五个小时的车程。不论他去没去过，胡锦涛绝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与藏族和藏传佛教打什么更深的交道。
他当时倒是时常坐车两个多小时，到最近的“大都市”兰州游览。兰州位于黄河边上，是一座南北短、东西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四周环山，这座工业城市的污染相当厉害，九十年代末甚至名列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兰州毕竟是一座大城市，在西北各省中，繁华程度仅次于西安。对于刘家峡、八盘峡的建设者，兰州算得上是文化中心，能依稀唤起他们对文明世界的感觉。
胡锦涛也去过咫尺之遥的炳灵寺石窟参观——在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建成后，乘小轮船在湖面上行驶两小时可达。炳灵寺是国务院一九六一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炳灵”是藏语“十万佛”的意思。这座开凿于北朝西秦建弘元年（公元四二○年）至明代的石窟，坐落在黄河北岸的积石山中，有窟龛一百八十三个，大小石雕像六百九十四座，泥塑八十二座，最大的唐代摩崖大佛高三十米，上石雕下泥塑，别具一格。比起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炳灵寺石窟虽然名气稍逊一筹，但是构思奇巧，雕镌精美。高峡平湖，奇峰古窟，众多的佛像，超然物外，俯视众生在忽起忽落的历史浪涛里浮沉。他们不屑理会，凝视著他们的千百双眼睛里，有没有一双眼睛与众不同。
一九七四年，胡锦涛来甘肃的第六个年头，《人民日报》刊登了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刘家峡水电站竣工并网发电的喜讯。多少个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终于盼来了成功的一刻，胡锦涛与所有同事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在刘家峡水电站接近完工之际，整个第四工程局上上下下也慢慢漫溢出一股惶惑不安的气氛。水电建设大军，有人戏称为“现代吉普赛人”、“工业游牧民族”，在高山峡谷四处转战，历来是走向荒凉——一旦用汗水和心血建成了宏伟的工程，除了留下少数管理和维修人员，多数人“打起背包又出发”，要奔赴新的更荒凉的地方。
谁留谁走？何去何从？水电建设者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生活的流动这一点而起。因为流动，生活不可能有安定感，无法建设家庭，夫妻分居，孩子入托、上学等等也都成为难题。能够定居在某一个地方，当然成了绝大多数职工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能进入留下者的名单，许多人不仅找门路托人情，甚至宁可降职降薪。
胡锦涛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调到了位于省会兰州的甘肃省建设委员会。
21：咬定青山任尔东西南北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大搞整顿最起劲的一年。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好景不长，年底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有关
是胡锦涛自己申请调动的，还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安排的？我们目前尚不能得到确切资料，只能作些推测。第四工程局属于国务院水利电力部，建委则是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机构，二者在业务上要打不少交道，然而，干部、人事方面的任免调动，是各自独立的，第四工程局的基层干部，甚至不可能被省建委的组织部门知晓。而由胡锦涛原来担任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调到省建委之后降格任普通秘书这一情况，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一次调动似乎更多地是出于他个人的要求——宁愿在官职的阶梯之上往下降几格，毕竟争取到从水电队伍转到省会定居下来。权衡一下利弊，这样对家庭的安定和孩子的教育，更有好处。
不过，另一个迹象又显示，似乎这次调动也得到调入机关的欢迎。调到省建委的第二年（一九七五年），胡锦涛就被任命为设计管理处副处长，不仅重新得到提升，而且身处更为重要的岗位——省建委的设计管理处副处长，属于发挥其所学专业特长的业务干部，而原来他担任的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则属于“万金油”。
或许可以作这种解释：甘肃省建委在同意调入胡锦涛之时，就对他的学历背景有所考虑，打算发挥其专长，不过人刚调来，总要考察一下其品德能力，同时等待适当的岗位有空缺，所以先安排他当秘书。
甘肃省建委当时确实是要人之际。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都强调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进度大大加快，各种“大会战”“小型会战”接连不断。不仅有大批企业新建、扩建、改建，还从沿海和东北大量内迁大中型工厂，一时间，冶金、机械、化工企业相继投产，“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更是遍地开花。省建委业务极其繁忙。虽说刚调入的这一年因为全国“批林批孔”的大气候，生产建设一度受到干扰，但次年又刮起了顺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大搞整顿最为起劲的一年。邓小平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要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全面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年年底风云突变，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而且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大学有关。
这段公案，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文革岁月”一章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她说：“一九七五年的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的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信中，刘冰等对迟群、谢静宜两个‘四人帮’的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以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而信口胡说大发牢骚，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刘冰等人的这两次上书，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
刘冰在“文革”前，就是清华大学地位仅次于蒋南翔的党委副书记，根据不少历史资料记载，他专管党务，思想也相当“左”，整过不少人。“文革”中作为“ 革命领导干部”被“三结合”进了党委。他这两次上书，令时刻提防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心中不快，在他心目中，迟群、“小谢”都是“文革功臣”。而邓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他是支持刘冰的。经过一番斟酌，他通过毛远新将“圣旨”传达给政治局。
一九七六年初春，胡锦涛听了逐级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毛泽东发出了最新指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说：“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还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刘冰在清华被批斗了半年多，最后也被发配到甘肃。
22：赶上了中共新老交替第一波
●当局从全国各地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胡锦涛率一支工程队，赶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调回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
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秋，中国进入最复杂多变的时节：周恩来巨星殒落，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朱德寿终正寝，唐山大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华国锋继任于危难……最后是十月六日叶剑英、华国锋与汪东兴等人联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在这一连串的大事当中，与胡锦涛个人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是唐山大地震。这场大惨剧，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整个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为了抢修重建，当局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甘肃省建委也派出了一支工程队，胡锦涛是这支工程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回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组织人员、设备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胡锦涛调到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了。据在甘肃与胡锦涛共过事的人介绍，前几年，他就活动著调离甘肃北京，这一次他带队到唐山，又托人设法将他调回京城。“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词）以前是关山万重，难以飞渡；这次可是近在咫尺呀！
中共治下，愿意调进干部的单位总是不难找的，反正干部是国家的，国家的人国家养，工资指标一齐调进，即使编制有限额，死限额赶不上活变化，臃肿超编的机构有的是，国家发薪水，机关多一个人干活，何乐不为？不过，进北京要难得多——北京是大城市，更是首都，按照当局的思路，对于外来人口若不严加控制，就会像气球一样急速膨胀。而更大更难的一关，是原单位：有哪个单位肯痛痛快快放人调走呢！
胡锦涛具有政治、文化和工作经验等等各种优势，在京城也还有师长同学等各种关系，不过他还是被卡在原机构动弹不得——甘肃省建委不放人。到这一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局势有了重大变化。“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结束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渐渐改变，中共各领导层选拔干部时，逐渐开始纠正“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行为，不论哪儿都在伸手要知识分子干部。胡锦涛这样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打算“重用”，动员他要“安心工作”。
时光在继续推移。一九七八年，是胡锦涛生命中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放在处级不算出格，放在科级不算埋没，放在局级也不算重用。不过胡锦涛的能力显然比同僚们要高出一截，他再韬晦再谦虚，也要“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经历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激烈的交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战胜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胡锦涛赶上了中共中央加快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传达了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的意见：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邓小平对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起因于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当著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面，他旧事重提，说道：“（七五年）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
斗不过怎么办？邓小平们要培养接班人来跟他们斗。
23：政坛伯乐到科技专家中挑人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培养和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
邓小平说：“今天恐怕讲的是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只会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转过年来，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修改党章，增加废除职务终身制条文，并强调“大胆提拔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三月，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把有组织能力的科技人才，大胆提拔到党政、经济、科教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培养接班人政策的一大突破。五月，中组部专门举行座谈会，讨论选拔中青年干部。胡耀邦到会大谈选拔“理想领导班子”，认为：这个班子应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又是年富力强，具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对班子要求如此，对班子里的成员当然也要求如此，这就是后来报刊宣传提到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
胡耀邦还指出一个令人骇异的事实：中央书记处十一个书记加起来七百一十八岁，年龄太大了！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这篇讲话后来被称做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收入《邓小平文选》，题目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同年夏，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谈干部政策，说既然“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提拔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当然不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今后选拔干部，不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改为在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选。
以上讲话和规定显示，中共的组织路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随著全党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共的干部政策向偏重专业知识、文化水平方面倾斜。
宋平主政的甘肃省委，这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决定，选拔优秀中青年专业科技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紧锣密鼓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注定要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
不过，是谁伸出了手来拉拔、擢升他呢？
且说在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上以黑马之姿跃居政治局常委之后，各方对他身世、资历议论纷纷。其中香港《信报》一九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胡锦涛之所以在政坛发迹，是因为邓小平要“报恩”。
●“老邓向小胡报恩”子虚乌有
香港《信报》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去年四月我游杭州，火车上邂逅一位来自甘肃的高干，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赵紫阳总理到甘肃视察，见到省委一班领导时，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耀邦同志让我问李子奇、马涛好。……令人错愕不止的是胡锦涛，省委无人知道他是谁，名都没听说过，但邓皇帝通过赵宰相问好，此何等重要之人，何等“经国”大事？于是省委立刻遍查人事档案，终于发现胡锦涛者，乃甘肃某地区一小水电站之技术员也。再查之下，方知文革时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邓朴方受父之累，被造反派迫害跳楼，伤重，为胡锦涛救起，照顾有加。后各奔东西。文革后老邓权倾天下……知恩报恩，托赵紫阳问候；官场上下各个眉精眼企，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位甘肃高干说，胡锦涛发迹的往事，甘肃官场人人皆知，因为当时省委有文件，将赵紫阳代老邓和耀邦的问候之语，原原本本写了进去，传达至基层。
查这段记载，还有更早的版本，如香港《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周自横专栏”《胡锦涛为何升得那么快》，来了点模糊语言，如说胡锦涛是“某单位的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倒少漏破绽；这种故事后来又被别的报刊转载，以讹传讹，加油添醋。
这个故事，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完全不可置信。火车上邂逅之“高干”，萍水相逢，自然可以信口开河，是否确有此“高干”，也只有作者心里明白。说赵紫阳到甘肃见到省委一干人劈头“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云云，显然对中共官场上的上下人际应酬隔膜得很，难以相信此为“高干”所述。查赵紫阳一九八○年九月取代华国锋成为总理，而胡锦涛一九七四年即离开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调到甘肃省建委；次年提为副处长；一九八○年被提为建委副主任，哪里是什么“小水电站技术员”？省委一干人又怎么会对他一无所闻？文中所说“文革中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也失实，文革前胡锦涛已大学毕业。
最“穿帮”的还是：邓朴方一九六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春天在被看守情况下跳楼，跳楼之后他被送到医院。而胡锦涛这一年秋天离开清华大学到刘家峡，按常理判断，以前既不认识，又不在一所大学，人生轨迹无缘相交，邓朴方怎么能“为胡锦涛救起”？
此段故事，或许是有人表达对中共提拔干部任人唯亲、不讲章法的黑箱作业讥讽不满，但其本身之不可信，随后已有香港专栏作家齐心如撰文辨正。
一九八○年，是胡锦涛仕途上福星高照的一年，福星是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这一年年底由省人大副主任出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起过宋平。他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以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样，可以算是中共的“一二九干部”，即曾投身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爆发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不过蒋南翔、姚依林入党早在“一二九”时已经是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宋平当时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七年才加入中共。
24：当面汇报赢得宋平爱才之心
●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宋平看在清华份上”、“听了夫人吹风”提拔小学弟，这些说法与宋平的思想性格不合。他看中胡锦涛，秉持了党性和公心
宋平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后的革命生涯，使他与中共各个派系的众多元老相识相熟：他曾任周恩来掌管的中共南方局的助理秘书，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后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更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这对于宋平日后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得益良多。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在东北形势大好，急需大批干部，宋平也受命出关从事工会工作，与陈云有了密切接触。中共建政以后，宋平长期在经济领导部门任职，担任过国家计委的劳动工资局局长，后又当过劳动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段时间他的妻子陈舜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
“文革”前夕，中共鉴于与苏联关系紧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作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宋平被委以西北区计委主任的重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文革”就爆发了，计委被砸烂，宋平当然也免不了吃点苦头。好在他到西北时间不长，原单位对他鞭长莫及，在当地又没有太多辫子被抓，也未来得及在当地官场上树敌结怨，所以还算幸运，仅仅被打入冷宫，没被斗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使林彪集团受到重挫，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布局谋篇，宋平被启用，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共甘肃省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当上了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这年秋天林彪出逃并摔死事件之后，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宋平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香港《广角镜》杂志刊发的文章披露，当时任甘肃一把手的是冼恒汉。那段岁月，明明甘肃农村连续几年旱灾，粮食失收，农民生活很苦，但是冼恒汉仍然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大好”。宋平忍不住，“当著周恩来的面”，汇报了许多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裤子穿”的真相，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派人调查赈灾，才挽救了许多饥民的生命。“四人帮”被粉碎，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旬，冼恒汉也随之垮台，宋平升任甘肃省第一把手——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大军区第二政委，三顶桂冠连翩而至，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奉召调回北京，重回国家计委主持工作。
关于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其说不一。有人说是宋平看在清华校友的份上，对“小学弟”伸以援手。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宋平在中共党内素有清廉正派、“出以公心”的名声，难以相信他会仅仅因某人与自己是校友便下令提拔；也有一种说法称胡锦涛崭露头角，应该感谢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吹了“枕头风”，这种说法恐怕也是想当然的成分居多。六十年代初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期间，不排除陈舜瑶当时就与学生中“又红又专”的这个新党员骨干有过接触，对之留下一点印象；即使全无印象，她一旦知道谁是清华大学学生干部出身，有一种亲近感，也是人之常情，或许会向宋平提起。但是如果宋平只凭夫人的好恶来决定提拔与否，那也就不是宋平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九七九年宋平与胡锦涛有过直接接触，对这个三十七岁的“青年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批评了华国锋“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搞新的“大跃进”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投资、清理项目、缩短战线。宋平亲自参加甘肃建委召开的会议，亲自听取各处负责人汇报，其中也包括听取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的汇报。宋平有多年经济计划工作经验，不是个能被人随意糊弄的外行。而胡锦涛脑子非常清楚，有过人的记忆力，在这个处工作了四五年，经常实地考察，情况早已滚瓜烂熟，汇报中不仅对大串数据、事例，如数家珍，而且看法、对策头头是道，简明扼要，宋平一听不由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25：李登瀛是否有权破格提升胡锦涛？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权势是否大到不仅能“力荐”，而且能“破格提拔”胡锦涛？
香港《星岛日报》二○○二年五月初“追踪胡锦涛轨迹”系列报导中说：
“据指出，当年力荐胡锦涛的是时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李登瀛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的叔叔战争年代在山西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李登瀛曾任中共川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农工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西北局农工部部长、陕西省农业办公室主任。七八年后，李登瀛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长。”该报导只字未提宋平，而说：“李登瀛可以说是胡锦涛政治上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恩师，指将胡锦涛从水电四局调到甘肃省建委的张延青）。他不仅将胡锦涛破格提升为省建委副主任，还将他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为他的仕途打开了通向北京之路。”
这种说法大有可议之处。
自从“文革”结束、甘肃省由“冼恒汉时代”进入“宋平时代”，到一九八○年，中共先后任命了冯纪新、李超伯、赵处琪、李登瀛、马继孔、杨植霖等省委书记和肖剑光、葛士英等省委副书记（前面提到的被毛泽东贬谪来的刘冰，也于一九八一年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李登瀛是一九七八年三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他的行政职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被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当选为副主任的共十四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登瀛当选为甘肃省省长，接替了冯纪新，不再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对甘肃省通盘人事调动的一部分，一个月后公开了更重要的变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调到北京，由冯纪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他的权势是否大到能够不仅“力荐”，而且“破格提拔”胡锦涛？
李登瀛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农业口主管，除了一九五一年在四川担任过一段中共川北区委常委、川北区总工会主席——他的顶头上司，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是胡耀邦。顺便提一下，李登瀛与胡耀邦的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山西左云县县史资料中可以查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二十八日，绥蒙前线总指挥许光达向（左云）守城警察发出最后投降通谍，遭到再次拒绝。是月二十九日，绥蒙野战军三十二团的一个营集结左云城下，当晚向拒不投降的警察队发起总攻，县城解放。是月三十一日，左云县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李登瀛”。虽然他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到九月上旬时“晋绥五地委、五专署、五军分区机关进驻县城……军管会撤销”，但“是月，胡耀邦率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北上，经左云，住一宿”。
李登瀛的职务，多半是与农业有关。在历届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他往往编在“农民”组。在担任甘肃省长之前，他在甘肃省委、省人大班子中分管的也是农业。如果说他作为政协的“农民委员”相当可笑，但是他无疑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有相当深切的了解。
26：甘肃出来的官员清廉实干
●共高官中与甘肃有渊源的真不少，宋平、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吴仪……有人不无惊讶地指出他们两个特点：一是清廉正派，二是低调踏实。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这到底应归功于塞外风沙砥砺，还是应归功于宋平言传身教？
关于李登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讲述过这样一段往事。
《光明日报》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回首沧桑巨变”征文，曾经发表陆学艺口述，张义德整理的一篇文章《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陆学艺回忆他一九七九年搞农村调查，去合肥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他说，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安徽的同志寄来的三篇文章”，“内容都是介绍包产到户的。这三篇文章在当地发表有困难。我拿著这三篇文章向宋一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汇报，他大力支持，同意发《未定稿》（院里的内部刊物）增刊，并对我说，你也要写一篇，从理论上讲一讲”。陆学艺写的文章题目是《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其中论证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这期《未定稿》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最早的文章。陆学艺介绍说：增刊发行的范围虽然窄了些，但在上层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如甘肃省省长李登瀛看了这期《未定稿》后，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向宋平等省委领导同志推荐。李登瀛的批语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材料，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一篇（指陆学艺写的那篇），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应引起我们重新考虑问题。”宋平等都划了圈表示同意。甘肃省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发展得也很快。（参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光明日报》）
这里陆学艺的回忆有一点失误：当时李登瀛并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刚当上省人大副主任才两个多月。从陆的回忆可以证实，李登瀛当时与赵紫阳、万里等人“英雄所见略同”，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不过，他当时所掌管的权柄，恐怕难以对当年战友的侄女婿、在省建委当副处长的胡锦涛，直接予以拔擢。
不过，李登瀛在甘肃省，是除了宋平之外，对胡锦涛最为欣赏器重的人。在省委和省人大、省政府，多次推荐胡锦涛是符合“四化”条件的接班人。
虽然没有被冠以像“上海帮”“江苏帮”“广东帮”这样的名目，但是中共干部队伍中，与甘肃有某种渊源的还真是挺多，高级干部中就可以数出不少。除了宋平、胡锦涛，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五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任设计院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吴仪，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部长、副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人事部部长张学忠，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张庆黎，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副行长阎海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吾乐……等等。
有人在观察了甘肃出来的这些官员（包括下谩颉蚬要提到的几位）之后，不无惊讶地评价说：与别的地方出来的高官相比，他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人比较清廉正派，二是执政比较低调踏实。
换一个说法，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尽管这都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这到底应归功于甘肃的风沙砥砺、水土养育呢，还是应归功于宋平等人言传身教、鞭策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