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 李鹏六四日记(三)
闹事学生大游行
4月27日
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
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晚9时后，我的大琳乘车返万寿路，在复兴门遇到学生阻碍，司机灵机一动绕道南行。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赵留江和杨晓东下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僧呢个“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6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
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
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
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上午9是，我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全国第三次环保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下午3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据了解，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对话，在学校、机关、企业、军队和一般家庭都从电视中收看了袁木、何东昌以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与学生的对话的实况转播，并成为中心话题。关于对话，总的反映是好的。从对话中，许多人了解到党和政府对当前局势，对学生提出许多问题的态度。大家在评价对话时，认为政府方面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美国世界日报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社会”，“美国不论官方或国会、舆论界都深恐这次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受到镇压”。
5月2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
第二章
再次点燃及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内容提要】
第二章记述了从5月3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发生的动乱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全国的情况。本来，自邓小平同志4月25 日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肯定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组织动员起来，采取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人与生代表对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月4 日，在北京的学生虽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这标志着混乱局势可能缓和下来。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
，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6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月15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
不讲“反自由化”
5月3日
【黑体】上午，去办公室商量本周的日程。十天来，忙于学生事，正常工作耽误了一些。本周要召开一次常务会议外，还要召开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黑体】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五.四”会议，紫阳讲话。他吸收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但没有吸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
【黑体】袁木答记者，答得比那天与学生对话更成熟一些，揭露方励之也揭得好。
【黑体】有消息，部分学生明天仍准备游行。
上午，我去办公室与秘书们商量本周的工作日程。十多天来，国务院日常工作难免耽误了一些。我决定本周召开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稿事先征求过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的意见，有些话讲得是好的。例如他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就会“国无宁日”、“广大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赵紫阳也采纳了我在征求意见稿上加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却没有采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尚昆、锡铭、铁映都不约而同地要求他在讲话中阐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赵紫阳也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看来，这不是他的疏漏，而是经过再三斟酌的。这也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针、和小平同志保持距离的表现。
袁木同志以国务院发言人身份答中外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压。袁木说，方先生这种主张究竟是怎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做出判断。数十名高校学生向中央递交新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点要求，核心是在对话中学生要与政府“平起平坐”。如果政府在请愿书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就要在明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袁木说，从请愿书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学生背后出主意，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袁木表示，政府希望明天不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应与挑起动乱的人划清界限，尽快恢复上课。公安部有报告，明天学生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煽风点火 火上浇油
5 月4日
【黑体】昨晚11时，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游行已成定局，有些年青（轻）的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要发表一个“五四宣言”，最后可能要求中央、国务院领导出来，可能要我出来接见。
【黑体】学生早上8时多出发，500名新闻工作者也参加游行。下午1时到达广场。
【黑体】亚行会议开幕式顺利进行。杨尚昆主持讲了话，举行了宴会。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莫明（名）其妙。
【黑体】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黑体】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黑体】赵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
昨晚 11时，我约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商量。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有迹象表明，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我打电话征求了乔石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明天我不宜出去接见代表，这样比较妥当。
今天早上8时许，北京名校园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所谓的 “五四宣言”，吹捧这次学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产生，必将对日后民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随后出乎意料的是，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这说明中央坚定的方针，北京市各级党委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几次公开对话，说明了学潮与动乱的事实真相，都起了作用。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
今天是亚洲开发银行22届年会开幕的日子。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财经的高级官员与会，还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亚行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虽然大会堂外就是游行队伍，但会议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杨尚昆致了欢迎词并举行了宴会。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
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 “反对腐败”。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讲话基调与他昨天在大会上他自己讲的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相矛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现在全党必须机制鲜明地反对动乱。中顾委同志建议，中央必须旗帜鲜明，斗争要讲究策略，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李力安同志还讲，在会上有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两三位同志不赞成把学生闹事定性为动乱，并强调对学生要多疏导，但是绝大多数中顾委委员是支持中央决策的。
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赵紫阳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中央监委立案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今天还有约500名记者上街游行，他们打着“开放报禁”等横幅，喊着“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法新社发表评论说：“这是最意味深长的，也可能带来最严重后果的事”。
5月5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下午，宋平同志来谈，他对形势甚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来谈高校的反映。北京市的许多学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处于瘫痪状态。
我去紫阳处，要求常委开会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我说，主要是讨论中央拿什么行动保护积极分子队伍。在交谈中他有几个论点。他说：既然肯定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问他，在26日以前有拥护党的口号吗？
他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运动定性。我说，七条是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邓的。
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博得闹事学生的赞扬和支持，使他们受到鼓舞。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除游行示威不断外，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而赵紫阳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我估计，在赵紫阳讲话后，本已宣布复课的学生，可能出现反复。
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赵紫阳不但精心炮制了这篇讲话，而且为大造舆论作了周密布置。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要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
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稳定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
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同志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对，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故至今尚心有余悸。许多人在不断地揣测是谁真正代表党中央？
4月27日
学生游行队伍还是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冲过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沿途口号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过天安门城楼后，一直东去。晚10时才逐渐回校。游行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老党员认为政府太软，积极分子觉得窝囊。而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则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抓一个、打一个，没有发生流血。
从战略上讲，《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胜似百万雄兵。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事情要一下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
晚9时后，我的大琳乘车返万寿路，在复兴门遇到学生阻碍，司机灵机一动绕道南行。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往游行的人潮。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太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在今天的一项声明中说：“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如果世界经济导报因行使这项权利而受处罚，那是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晚9时后，我和朱琳乘车由中南海返回万寿路家里。临出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群学生企图在我回家的路上拦截我的汽车。果不其然，当我的座车行至复兴门时，一群学生堵在车队前吵吵嚷嚷，企图拦车。警卫参谋赵留江和杨晓东下车观察情况，司机刘继宗灵机一动，调转车头绕道南行，顺利返回万寿路。
4月28日
9时半，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没有什么好主意。11时，去尚昆处，他也不主张撤回军队。
下午3时，我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总的，肯定《社论》的作用，方针仍然是稳定北京，争取中间群众。估计学会僧呢个“五·四”要游行。仍然采取层层劝阻，但避免流血。决定由袁木出面对话。
今天我搬到中南海里202室。
阎明复送来一份陶斯亮与北大一学生头头谈话记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李鹏拱下去。对李本人也不是多恨，而是恨支持他的老人。
上午，我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去万里同志处，征求他对下一步处理动乱的意见。我又去尚昆同志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38军部分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下午3时，我再次召开常委碰头会议，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大家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准备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北京，继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群众”。有信息反映，闹事学生可能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向中央施压。他们准备利用“五·一”节，派小分队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制造舆论。继而在“五·四”青年节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闹事学生提出了与政府对话的要求。常委会议决定由袁木同志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名义出面与学生对话。常委很明确，对话是一场斗争，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到对话上面来，双方都是通过对话，争取中间群众。
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题为《北京近日出现一些似是而非传闻，有关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实真相》，刊登在今日首都和全国各大报刊上。消息例举了所谓李鹏总理拒见学生代表的那件事，说明这件事纯属造谣。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来澄清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闹事学生的口号已经改变，那时口号是“为耀邦平反”，现在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
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
李先念同志很关心我的安全。中央警卫局研究后，让我们一家搬到中南海。我们住的是二〇二号房子的配房，朝南朝东。宽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开会和接待外宾使用。
晚上，李铁映来，他认为中央应该对动乱有一个大的战略布置，我认为坚决制止动乱就是大战略。
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送来一份材料，是陶斯亮与一个自称是“北大温和派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陶斯亮是陶铸同志的女儿，统战部一位副局长，与学生界有交往。这位学生头头对她说，学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学潮把李鹏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则邓小平之后大权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又说，学生对李鹏本人也不是有多么的恨，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老人。
煽动学潮和动乱的非法学生组织“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
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称，布什总统对中国学生游行的看法是：“相信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
4月29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3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3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3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27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4月30日
10时，去车站接紫阳同志。
下午4时，去紫阳同志处。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总的讲，他主张缓和的方针，嘴里说不变。实际上，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团结学生会。游行也要使之合法化。
上午，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要他向小平同志报告：“五·四”青年节期间，在北京可能出现更大的游行。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党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我担心他为求得妥协，要承认在北大、清华等校新组成的“团结学生会”、“高自联”的合法性，使游行合法化。他也谈到社会上对他孩子搞“官倒”的传闻，说如果组织决定要他的孩子退出商业公司，他个人服从组织决定，但他没法去说服自己的孩子。他请求中央派调查组对他的孩子的问题立案调查。他说，从去年9月起，外面就盛传他要下台，还说他访朝回来后就要下台。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9月开妇女大会时，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赵对我说，他是贯彻小平同志的一切指示的，小平同志万一不在了，他马上辞职。他说，过去攻赵，目的在邓，这次学生攻赵又攻李，目的也在邓。赵紫阳说这番话无非是表明他是忠实小平同志的。
后来得知，赵紫阳从北京站回到家后，鲍彤立即就到他那里，送上赵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稿。鲍彤还按照赵临行前的布置，密切掌握学潮情况，还找一批所谓赵的“智囊”、“精英”研究形势。他们对赵的政治前途有危机感，认为赵紫阳一是经济上没有搞好，二是政治上也不行，三是没有自己的干部，四是孩子搞“官倒”，形象也不好。因此，很可能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他们建议赵紫阳要与邓小平保持距离，争取民心，才能促使自己，舍此别无选择。以后紫阳的实际行动就是按这些“智囊”计策去做的。从此，在处理学潮方针上，他不但同我、同中央的多数同志，而且也同小平同志发生分歧。
下午6时半，我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杰通加，他是参加亚洲银行年会后，顺道来华访问的。会见后，我为他举行的晚宴。
日本共同社消息称，中国政府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不是代表学生利益的对话。北大张贴大字报说，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是学贼。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称，“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
中央再次激烈争论
5月1日
下午3时，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讨论“五·四”预案。决定对天安门交通管制，保证亚行会议的顺利召开。对学生游行进行劝阻，对机关、居民动员不上街。
赵讲了四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
如何评论4月26日的社论，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对此也不否认。尚昆说，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是多年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说，许多人不理解，因为揭发还不够。
阎明复要求赵查清后带头让儿子退出经商，赵未语。
姚说，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话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
我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动乱，重申反对自由化，不承认非法组织。
上午9是，我在国务院礼堂召开全国第三次环保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下午3时，由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五·四”青年节学生可能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预案。会议决定：届时对天安门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亚洲银行年会开幕式的顺利进行。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动员机关人员、居民不上街，不参加流行。
关于如何评论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问题，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社论》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胡启立也不否认这一点，《社论》是他组织起草的。北京市的同志在发言中对《社论》表示坚决拥护。尚昆同志说，小平同志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的结果。我在发言中说，社会上许多人对动乱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为我们对动乱的真相还揭发得不够。赵紫阳讲了四条意见，一、同意24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原来的组成，并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做学生复课的工作，他认为这对学潮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他还说在他出国期间，中央在李鹏同志主持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理解，既然赵紫阳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4日常委碰头会纪要，那就是他也同意关于动乱的定性。
在讨论中，同志们发言很热烈。锡铭同志认为对闹事学生组织的“团结学生会”觉得不能承认。姚依林同志说，匈牙利搞多党制，结果把国家搞乱了。赵紫阳说，他要求中央立案，审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为，但他无力劝说儿子退出公司。这是，阎明复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激动地说，赵紫阳同志应下决心主动查清，带头让儿子退出商业公司，否则授人以柄，使中央陷于被动。阎的讲话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对阎明复的建议赵紫阳沉默未语。依林同志说，往更深一层去想，这一场尖锐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用对话办法是躲不过去，平息不了的。我发言，要求紫阳在“五·四”青年节代表中央讲话时目前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动乱，并且明确重申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不承认学生的非法组织。我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处于中间状态，争取中间力量有两个条件，一是自己队伍要坚定，二是对敌对势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对动乱定性态度不坚定，必然动摇军心，拥护党的队伍就组织不起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内部一场大辩论和大争论，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
4月30日，北京市委李锡铭等同志与大学生代表对话，涉及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对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效果还好。北京经济学院一位学生要求市领导公开自己和家属的收入。锡铭当初进行了答复，他每月收入300元，老伴已退休，每月50多元，一男两女都是一般干部，收入有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要求对学潮有一个正确评价，不能把罢课和游行说成动乱。锡铭说，《社论》中说的“动乱”，是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说的，同学们不愿听“被人利用”的说法，但确有人想利用你们把国家搞乱。据了解，社会各界普遍关心对话，在学校、机关、企业、军队和一般家庭都从电视中收看了袁木、何东昌以及北京市领导同志与学生的对话的实况转播，并成为中心话题。关于对话，总的反映是好的。从对话中，许多人了解到党和政府对当前局势，对学生提出许多问题的态度。大家在评价对话时，认为政府方面回答问题是实事求是的。
“上海高校联合会”宣布成立，公告5月2日举行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美国世界日报称“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社会”，“美国不论官方或国会、舆论界都深恐这次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受到镇压”。
5月2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5月1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月2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
第二章
再次点燃及熄灭之火
（1989年5月3日至5月16日）
【内容提要】
第二章记述了从5月3日至5月16日，在北京发生的动乱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到全国的情况。本来，自邓小平同志4月25 日作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肯定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组织动员起来，采取若干稳定局势的措施，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人与生代表对话，在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要求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恢复社会正常秩序。5月4 日，在北京的学生虽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五四宣言”中，明确表示，要“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这标志着混乱局势可能缓和下来。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从朝鲜访问回来的赵紫阳5月4日利用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亚洲银行年会的机会，当着中外代表
，发表了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相反观点，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学生的游行是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的讲话再次点燃了将熄灭之火，搞动乱的人看到党的总书记在支持他们，重新在北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在天安门广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绝世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
在党中央内部，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尖锐。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人认为“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必须肯定“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全党应该团结一致，引导群众起来制止动乱。在这一期间，中央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若干次中央常委会。在会上，赵紫阳的观点都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赵紫阳看到在党中央内部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时，就转向求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讨论“学潮”问题列入6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在新闻口宣布要增加“透明度”，妄图发动新闻界起来支持动乱。
5月15日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式访华。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级会晤，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赵紫阳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向全国、全世界公开宣布，在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样，就把这次动乱的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从此，动乱的矛头就更加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全国的局势更加陷入一片混乱，动乱骤然升级。
不讲“反自由化”
5月3日
【黑体】上午，去办公室商量本周的日程。十天来，忙于学生事，正常工作耽误了一些。本周要召开一次常务会议外，还要召开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黑体】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纪念“五.四”会议，紫阳讲话。他吸收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但没有吸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
【黑体】袁木答记者，答得比那天与学生对话更成熟一些，揭露方励之也揭得好。
【黑体】有消息，部分学生明天仍准备游行。
上午，我去办公室与秘书们商量本周的工作日程。十多天来，国务院日常工作难免耽误了一些。我决定本周召开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一次农业科学家座谈会。
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五.四”青年节70周年纪念大会，赵紫阳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稿事先征求过政治局常委和有关同志的意见，有些话讲得是好的。例如他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就会“国无宁日”、“广大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赵紫阳也采纳了我在征求意见稿上加的“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却没有采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尚昆、锡铭、铁映都不约而同地要求他在讲话中阐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赵紫阳也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看来，这不是他的疏漏，而是经过再三斟酌的。这也是他要和中央的方针、和小平同志保持距离的表现。
袁木同志以国务院发言人身份答中外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压。袁木说，方先生这种主张究竟是怎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做出判断。数十名高校学生向中央递交新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点要求，核心是在对话中学生要与政府“平起平坐”。如果政府在请愿书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就要在明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手法。袁木说，从请愿书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学生背后出主意，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袁木表示，政府希望明天不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应与挑起动乱的人划清界限，尽快恢复上课。公安部有报告，明天学生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煽风点火 火上浇油
5 月4日
【黑体】昨晚11时，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游行已成定局，有些年青（轻）的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要发表一个“五四宣言”，最后可能要求中央、国务院领导出来，可能要我出来接见。
【黑体】学生早上8时多出发，500名新闻工作者也参加游行。下午1时到达广场。
【黑体】亚行会议开幕式顺利进行。杨尚昆主持讲了话，举行了宴会。赵会见了亚行理事，也发表讲话，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出于爱国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真是莫明（名）其妙。
【黑体】中顾委李力安来电话，中顾委100多名委员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认为形势十分严峻。同意小平和常委碰头会的意见，中央必须旗帜鲜明。但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三位同志强调对学生要疏导。
【黑体】我去见姚依林。他提出疑问，是不是赵发动的，打邓倒李保赵。我说不见得。
【黑体】赵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
昨晚 11时，我约启立、铁映、东昌同志来商量。据各方面的信息，明天的游行已成定局，有迹象表明，一些新闻工作者也会参加。游行的目标是到天安门广场，发表一个“五四宣言”，要求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人出来接见代表，也不排除故伎重演，指名道姓要我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权衡利弊，还是由罗干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出面接待游行者的代表。我打电话征求了乔石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明天我不宜出去接见代表，这样比较妥当。
今天早上8时许，北京名校园的学生队伍开始出发，下午1时左右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多，游行学生在广场举行集会，宣读了所谓的 “五四宣言”，吹捧这次学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产生，必将对日后民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随后出乎意料的是，游行的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到此结束，罢课的学生将于5月5日复课”。这说明中央坚定的方针，北京市各级党委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几次公开对话，说明了学潮与动乱的事实真相，都起了作用。闹事的学生头头已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定暂且收兵了。
今天是亚洲开发银行22届年会开幕的日子。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财经的高级官员与会，还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亚行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虽然大会堂外就是游行队伍，但会议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杨尚昆致了欢迎词并举行了宴会。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
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 “反对腐败”。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在讲话中肯定了参加游行的大多数同学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并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个讲话基调与他昨天在大会上他自己讲的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自相矛盾。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我估计经赵紫阳这一煽动，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也许会再度闹起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给我来电话，说中顾委委员们讨论了小平同志4月24日的讲话，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25日常委碰头会的意见。现在全党必须机制鲜明地反对动乱。中顾委同志建议，中央必须旗帜鲜明，斗争要讲究策略，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李力安同志还讲，在会上有个别同志没有表态，有两三位同志不赞成把学生闹事定性为动乱，并强调对学生要多疏导，但是绝大多数中顾委委员是支持中央决策的。
我去见姚依林同志，商讨当前的局势和政府工作。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观点。因为我想现在是困难时刻，只要党内领导层团结一致，也许还有可能把局势扭转过来。
赵紫阳已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中央监委立案对他两个儿子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今天还有约500名记者上街游行，他们打着“开放报禁”等横幅，喊着“恢复钦本立职务”的口号。法新社发表评论说：“这是最意味深长的，也可能带来最严重后果的事”。
5月5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
下午，宋平同志来谈，他对形势甚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来谈高校的反映。北京市的许多学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处于瘫痪状态。
我去紫阳处，要求常委开会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我说，主要是讨论中央拿什么行动保护积极分子队伍。在交谈中他有几个论点。他说：既然肯定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问他，在26日以前有拥护党的口号吗？
他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运动定性。我说，七条是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邓的。
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博得闹事学生的赞扬和支持，使他们受到鼓舞。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许多城市除游行示威不断外，还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而赵紫阳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小平同志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中央把小平同志4月24日谈话记录电传给他。他曾回电表示，坚决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如今为何出尔反尔。我估计，在赵紫阳讲话后，本已宣布复课的学生，可能出现反复。
事后得知，赵紫阳这篇讲话，是鲍彤起草的。会见前鲍彤就迫不及待地把讲话稿交给新华社记者，要他们提前翻译成外文。会见结束后，赵紫阳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交给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刚才我怎么讲的，你们找这个稿子发，一个字也不能改。鲍彤还怕不落实，亲自向新闻界负责人打了三个电话，一是告诉新华社要全文发表，不要删节；而是告诉人民日报要在显著位置登出，并大量报道对讲话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要在当晚全文播出，并且要连播三天。这充分说明，赵紫阳不但精心炮制了这篇讲话，而且为大造舆论作了周密布置。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赵紫阳就要已经公开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站在邓小平路线的对立面。
上午，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后，我立即去赵紫阳处，要求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形势。他同意下星期一、二召开，讨论当前形势与中央采取什么对策。他对我说，既然说大多数学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能说学潮的性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动乱。我说那是闹事学生改变了口号，在4月27日大游行之前，学生口号是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矛头直指党中央，直指小平同志。到27日以后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旗帜，这不过是一种手法，即打着拥护党的旗号反对党。这也使人怀疑，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指挥。我还说，现在各大学校党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党的正确路线的积极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依靠的力量，要对他们的积极性加以保护和支持，要依靠他们去向广大中间学生做工作，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
赵紫阳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4月27日的大游行是26日社论引起了学生情绪激化而发生的。我反驳说，4月27日游行是闹事组织者在23日就确定了的，“五.四”青年节游行也是蓄谋已久的。这都有可靠的信息，中央和北京市对这两次游行事先都作出布置，不管有没有“四.二六”社论，游行都会出现。对此，赵紫阳无言以对。他又说，不能因为有几张大字报就要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我说，主要问题不是表现在学生零散大字报上，二十闹事学生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纲领”，首先要为胡耀邦平反，要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对准中央，对准邓小平同志的。他质问北京市委传达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为什么那么快，面这么宽。我说：小平同志是同意进行口头传达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稿是经过他亲自修改过，圈批过的。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对稳定局势的巨大作用，紫阳对我这些话听不进去，但他也没有和我争辩。
下午，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同志来我处，他对当前局势极为忧虑，他认为目前的动乱是长期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
晚上，何东昌同志来谈高校的反映，果然不出所料，赵紫阳在亚行讲话发表后，北京市机关和高校都认为中央方针变了，已动员起来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已处于瘫痪状态。闹事骨干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动。北京大学散布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流言蜚语。北京市委和高权的同志甚至担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剧是不是又要重演。当时北京市委执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对，后来被毛主席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之后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迫害，故至今尚心有余悸。许多人在不断地揣测是谁真正代表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