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 碑（六）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积6083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1％，另有可垦面积432万亩。吉林地多人少，当时全省900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亩，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从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 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吉林是产粮大省，征购任务重。1957－1958粮食年度，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情况。在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群众叫喊缺粮，找乡社干部要粮请愿。有的地方发生群众抢购副食品，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抢粮分粮事件。长春市南关、二道河子两个区，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达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门前排队抢购豆腐渣。双城县群众夜里11点就开始排队抢购煎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1957年布置征购任务之后，省检察院就积极配合。1957年10月，省检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1958年1月9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后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征购粮食工作队。1958年1月29日和23日，分别召集的24个县检察长汇报。据汇报材料，各地共处理了427件粮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机关逮捕的96件和法院决定逮捕的52件以外，检察院侦察处理了279件。其中套购粮食56件，粮食投机倒把的50件，抗交公粮拒售余粮的51件，贪污盗窃粮食的43件，密打私分粮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缴回粮食481.1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7个县、市的统计，从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8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130起，抗缴征购的19起，盗窃粮食的2起。使国家粮食损失73.94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5-1 1957－1961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 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1957年比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重由28.2％增长到51.8％；留粮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1953年。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亿斤，城乡销售预计32亿斤，到1959年5月底已实销28.68亿斤。纯调出计划16.8亿斤（到5月末已调出15.2亿斤），军需供应8900万斤，粮食损耗4000万斤。这样，预计6月末库存为4.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8200万斤。
从1959年7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县城到10月底，农村到9月20日），城乡销售最低需要11.35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7.63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3.44亿斤，军需供应2800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6.36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2.5亿斤，共差8.86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生。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43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级算了细账：1960-1961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550万吨，扣除25万吨（自留地、啃青），按525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47.2％。农民口粮147.2万吨原粮，平均每人320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年六月底库存为69万吨，1957年为52万吨，1958年为31.3万吨，1959年为38.7万吨，1960年为27.4万吨，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15－20万吨，作为明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征购任务。11月18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3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购任务。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7.8亿斤，今后8个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7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21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473万人，占农村人口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患浮肿病人数，据去年12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饲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220万吨，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购粮食共入库201.1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2月底征购入库为202.5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300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没有分配口粮的占1.3％。从2月15日到接上新粮（9月20日）还有7个月零5天，以200斤口粮计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粮9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粮就不到4两6钱，饥饿就很严重了。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96斤，全县570个生产队中，有78个生产队没有分配口粮，有176个生产队口粮在50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敦化县全县534个生产队中，分配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13个队，其中有43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13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人数达75人，共拿走粮食5300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的有23人，拿走粮食1300多斤。1961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户有19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亩、产量最多的达7担。所以，省里虽然上向面叫苦，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1960年12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51万多吨，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4万多个，组织了38200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46万多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15％，已制成淀粉3万吨。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种，有玉米叶、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100天，为全省农村人口每人生产100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年1月18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1到9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120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为克服困难，在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并已初步取得成效。据年前统计，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640亿斤，加工出淀粉3.6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3月底以前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100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310户，1500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4200斤。黑龙江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60斤到100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年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万吨，可够全省900万农村人口吃4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类坏分子1103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平均主义，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原因，粮食大量浪费。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粮食没有收上来。海龙县吉乐公社的吉祥等三个队，仅在乱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斤，占水稻总产量的18％。有些队的水稻，到1959年3月还堆在场院里没有扬出来。杏岭公社大兴第三队损失的水稻，每亩地至少25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个生产队的损失，约有270000多斤，相当于1958年700亩地的产量。双辽县三巨管理区有一垧（一垧等于10亩）多高梁，50多椽子，到1959年3月还没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产队“见堆就有粮”（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荛堆里都有粮食）宏伟管理区一个生产队的90垧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多担，至少七八十担粮食没打下来。柳河县凉水河子公社第六队到1959年3月还有14000多捆稻子放在场院没有管理，任凭“鸡刨猪糟”。靖宇县榆树川公社有两千捆莜麦直到初春还放在地里。另外，不少生产队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甜菜，由于没人管理，放在地里冻坏。不少生产队牲畜丢了没人管，认为跑也跑不出公社范围。因此，牲口大量死亡。农具破坏丢失也十分严重。
在这次六级干部会上，延边、通化、吉林等地区的干部认为平均主义在吉林有八大表现：1）分配拉平，富队尽量多积累少分配，穷队少积累、多分配；2）评级拉平，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不分特产专业队和一般专业队的不同情况，均按统一的比例；3）劳动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干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记一个工；4）生产资料拉平，富队的财产多调，穷队少调或不调，把富队的财产往穷队里调；5）细粮拉平，不分朝鲜族、汉族，不管稻田多少，细粮一律按20％供给；6）口粮留量拉平，不管增产队还是减产队，一律按人均480斤留粮；7）菜金标准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律3角；8）年节供应猪肉拉平，不分养猪多少、好坏，春节期间一律按一斤肉供应。
吉林市郊区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风”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个公社原来是一个先进单位，整风整社时发现问题严重，才认为是“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个公社的张久管理区的干部们，经常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任意打骂群众。他们经常威胁农民：“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动不动就说：“专他们一下！”专政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即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不给报酬；一种是“养病房”，对自称有病不能劳动的，就送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种是插白旗，游街、吊打。全管理区共308户，被专过政的就占总户数的20％左右。农民王德潤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干部们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生产上瞎指挥，全公社有6000多亩不宜种菜的土地硬让种了菜，如地势低洼的840亩地强行种洋葱，种子花了10800元，仅收700元。 “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这个公社大荒管理区为例，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了44.2％，1960年比1958年减少了58.55％。
在大刮“五风”当中，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比较严重，1959年春夏整社时进行了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有发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少数基层干部欺凌老百姓的情况：1）威胁、逼供甚至造成农民自杀；2）捆绑、吊打农民；3）乡社办“教养队”、“集训班”，实际是劳改队；4）随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干部没收。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情节也相当严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年12月28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人不让“一平二调”，不听瞎指挥，干部就手拿几种“武器”对付：一是扣“帽子”：“右倾”、“不听党的话”、“富裕中农思想”、“本位主义”等等满天飞，吓得农民不敢说话；二是辩论，社员说，“一辩就没头，非把人眼珠子辩得冒汗（流泪）不可。”三是扣粮、扣饭、扣工分，罚款；四是撤职，梨树县榆树台公社一个管理区的书记，三个月撤了9个生产队长；五是硬逼，逼小脚妇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劳动；六是打骂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1959年3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接着进行了整风整社，吉林省的“共产风”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但是，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刮了几次。1960年12月28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将全省463个公社排队分析后的结论是：过去“共产风”纠正得比较彻底，以后没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过去“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或者1959年冬季又刮起来的占54％左右；过去“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占18％左右。为什么“共产风”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少同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风’，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根本问题，没有从认识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稳。”吴德说，1959年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级所有制）创造条件，产生了急躁情绪，又刮了一次共产风。
1960年3月，省委又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省委的会议，不可能扭转庐山会议造成的形势，“共产风”在发展。吴德在报告中列举了“共产风”的几个方面：一，在1959年冬大搞水利建设中，无偿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运输队力和物资、器材；二，在发展公社一级所有制经济中，从管理区又调上了不少东西，有的地方把穷区和富区合在一起；三，许多公社要管理区以物资和生产资料上缴公积金；四，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五，农村中小学搞勤工俭学和自给性生产，发动管理区献土地、车马、农具；六，在整顿食堂和大办福利事业中，有些地方没收社员员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无偿占有社员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没收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柜；八，有些公社无偿调用管理区的车马，成立运输队。吴德认为，1960年下半年的“这次共风刮的比过去面广，有的是从公社内部刮的，有的是从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也有全民‘共’集体的，有集体‘共’个人的，也有全民‘共’个人的。有些地方，外部来的风比内部刮的厉害，党、政、军、民、学都有份。”
1961年，“共产风”还继续刮。1961年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价”错误的通报》，通报指出，“有些地方在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同时，又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通报列举了一系列“一平二调”的种种事例后说：“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帮助公社党委纠正这一错误，并且通过这个事实教育干部，以避免类似错误继续发生。”但是，半年以后，“一平二调”还是发生了。1961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发文指出：“去冬以来，省委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过程中，关于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问题曾发出多次通报，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不许再刮共产风，必须维护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但是，还有少数的党组织和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不重视，而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五风”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59年4月末全省有猪187万头，比1958年6月的239万头减省了22％。鸡鸭鹅减少更多。农安县农安镇人民公社五里界管理区，1957年以前第一生产队有大小牲畜35头，到1959年6月只有17头。1957年有猪240多头，1959年6月只有28头。1957年一垧地（10亩）能打8担，1958年只打6担，还向上报增产几倍。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等文件的精神，发出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员只要养一头猪（包括现养的和计划养的），就给1分到2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缴农业税以外，不抵口粮，不上缴积累，完全归个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问题也比较严重。通榆县1959年冬到1960年春，大牲畜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别是幼畜成批死亡。
从怀德县可以看到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及1958年以来的“五风”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情况。1961年5月10日，吉林省委传宣部长宋振庭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说，怀德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省的重要产粮县之一。但从1953年以来，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和1953年比，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0％，单产减少了36％），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历年粮食总产量数字如下：
1953年：31.2154万吨；
1954年：26.4796万吨；
1955年：32.0271万吨；
1960年：19.2702万吨。
1958年和1959年粮食产量浮夸很大，数字说不清，大约20万吨左右。
怀德县饲养大牲畜条件好，范家屯的马市全国闻名，过去南方各省都到这里来买马。但是，1960年的大牲畜比1953年减少了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牵引力算，三头才能顶过去的一头。部分社队已经无力种地。与此相应的大车也减少了51％。
部分社队群众收入逐年减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一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在屋子里可以看到天。刘房子公社湾沟8户中有3户房子透天。
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征购任务加重，剥夺了农民的口粮。1958年和1959年，怀德县粮食产量大约20万吨左右，却虚报为31.3262万吨和25.1644万吨。征购任务按上报的产量数确定，1958年和1959年的征购任务都为16万吨。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征购任务刚完，就等着返销粮下锅。
1958年以来社员口粮标准很低，群众体质很弱，据初步调查，全县已有浮肿病人16000多人。经过检查确认的由于浮肿病和合并症死亡的有68人，未检查确认的死亡人数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国主要的人参产区，其中抚松县又是人参的重点产地，其中东岗为最。1958年以来，由于强调人参产区粮食自给，强调人参种植以国营和公社为主，因而人参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东岗人参产量81741斤；1961年只有23518斤，只有1957年的28.77%。由于人参产量降低，社员收入减少，人参产区的人口外流，希望“找个农业生产好的地方，能够吃饱肚子。”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粮食减产、过重的征购任务和“五风”的折磨，使得吉林省这个富饶的省份，也发生了饥荒。
1961年春，由于浮肿病人不断增多，省卫生厅派医疗队到洮安县福顺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区和德顺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区救治。这里社员体质很弱。自1960年10月以来，大量发生浮肿病。1961年3月6日至9日，医疗队在这两个管理区按门逐户进行了检查，共检查了1457人，发现浮肿病322人，占被检查人数的22.1％。福安管理区共有劳动力187人（女86人），就有84人（女44人）患浮肿病，占劳动力总数的44％。福安区被查出的155个浮肿病人中，初发者64人，占发病数的41.3％，其中较重者7人；时肿时消逐渐恶化的86人，占发病数的55.4％，其中较重、体力非常衰弱者25人，已有腹水或消肿后干瘦、身体极度衰弱者5人，占发病人数的3.2％。入冬以来，福安管理区死亡12人。经调查除其中5人因年老体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人是浮肿合并其它疾病死亡，3人纯是浮肿后腹水或干瘦而死。范海庭，59岁，患浮肿后消瘦，死前一天晚上精神还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进城，36岁，患浮肿后干瘦，死的前一天产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于留柱，52岁，也是患浮肿病后消瘦死亡。
1961年3月5日，中共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从延边打电话向州委富书记汇报说（兰干亭记录），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有1万多人，图们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的7％，延吉县朝阳公社占总人口的7.5％，有些学校、机关占的比重更大，医学院占15％，州报社占10％。在3899名妇女干部中调查，患妇女病的就有1154名，占被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把树干中间的一段剥光。目前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都被剥光。
1961年6月2日，吉林省卫生厅党组报告，根据省卫生厅工作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区的检查和从部分地区的工作报告看，目前全省农村浮肿病的情况仍很严重，部分地区病情还有发展。有些浮肿病人时消时肿，由轻转重或呈干瘦状态，重病人日渐增多。一般地区重病人占现有浮肿病人总数的2％左右，重病区的重病人占病人总数的6％以上，并继续发生死亡现象。此外，全省患子宫脱垂的病人约两万多人，闭经病的发病率约为农村青壮年妇女的0.5－3％。另据典型调查推算，1961年6月全省农村重症浮肿病人，约3万人左右。省委发出通知，要加紧对这部分人治疗。这个数可能偏小，怀德县1961年7月下旬有浮肿病人1万人，其中重度的有1348人，浮肿人数还有上升之势。吉林省当时有43个县，怀德县的人口和灾情处于中等情况，按这个县的情况推向全省，重度肿病人应当有5、6万人。
浮肿病不仅发生在农村，城镇也出现不少。据吉林省卫生部门资料，自1960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营区）发现浮肿病人4179人(市内3874人，外县305人)。主要情况是：1）城乡、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饮食行业、地段居民中均有发生。据21个单位调查，只有三个单位没有发现。患者性别无差别，壮年比例较大，壮年占患者总数的40－50％；2）部分单位发病率比高。据21个单位调查，有四个单位达5％以上。最严重的是市实验小学，占30％。在一部分重体力劳动工人当中，比重较大；3）从发展趋势来看，从11月起到12月有显著上升。据吉林铁路医院就诊人数统计，11月下旬为313人，到12月上旬就发展到550人，到12月中旬则发展到780人；4）浮肿患者的症状是：下肢及颜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肿，全身软弱无力、头昏、面紧、多尿（一夜可达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现象）等。个别患者出现昏迷，但从全市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因浮肿致死的情况。
1960年10月到1961年3月6日，省直机关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浮肿病人976名，省直医院采取积极措施先后治愈246名。发病较高的单位有人民检察院占职工总数的80.9％；卫生厅，占61％；机械工业厅，占49％；省委组织部、轻工业厅，占48％。发病率较低的单位：新华社，5.9％；财政厅，7.7％。
吉林虽然也出现了饥饿和浮肿病，虽然有个别饿死人的记录，但还没有发现大批饿死人的历史档案。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2.78万人，另有因营养不足少出生人口43.32万人，详见表5-2。与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显然要轻得多。
表5－2：大饥荒期间吉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224．5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出生率 32．64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47．03
死亡率 7．5 9．1 13．4 10．1 12．0 10．0 9．4
非正常死亡 0．09 5．64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口 6．12 13．11 7．64 16．45 43．3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吉林》
注：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参见“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在大饥荒期间，吉林面临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由流动人口”。吉林是丰饶之地，自然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人们的首选。大饥荒年代，“闯关东”的人会更多一些。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向本书作者介绍，1960年进入吉林的流动人口最多，但我没有找到这一年的资料。1961年关内饥荒有所缓解，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在收容的48700人当中，关内各省有23000多人，东三省的25700人。关内人当中，山东人占60％。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流入吉林的，辽宁人最多。流入农村、矿区的18万多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投亲靠友的农民。中共吉林省委11月13日批转这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并说：“当前我省正是严冬季节，对逃荒来的灾民，需救助者，都要适当予以照顾，不能饿死冻死人，不要怕因为这样做会招引来的人更多”。吉林省这个态度使不少流民免于冻饿而死。不过，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回忆，当年还是有一些流民冻死在冰雪之中。他们的记忆是有据可查的。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死亡38名。关内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据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报告，自1960年2月以来，该区双辽及怀德、梨树、伊通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据5月21日统计，总计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劳动力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省其它县（与此同时，从外地流入的人口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团员。据卧虎公社统计，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51人，党员52人，团员145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700千卡的热量，生存是很困难的。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刑罚。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凡是进四平收容站的必须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被收容者在屋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面对1958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及其同僚们小心翼翼地“踩钢丝”：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尽可能不过分地伤及农民利益；在解决农村困难、保持管区的社会稳定时，千方百计地维护“三面红旗”。
1958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同全国一样，吉林省在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个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吉林省没有新的创造，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吉林的新闻也不很突出。当“三面红旗”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吉林省也积极跟着中共中央纠偏，但在纠偏的同时，吴德们还是小心地维护“三面红旗”。
对中共中央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的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措施，吉林省贯彻得比较认真。从1959年1月到7月（庐山会议之前），吉林省进行了整社工作。从1月到3月，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59年3月到7月，省里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县里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公社也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揭露批评了“五风”，落实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包产落实”、“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等指示。对“一平二调”的财产，也进行了清算，并退赔了一部分。这些措施，落实了包产单位部分所有制问题，调整了生产和生活方面大集体和小私有的关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农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纠正1958年错误时，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1958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违背最明显的事实，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
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对1958年的过激问题也有所纠正。1959年6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文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供给制，提出1959年不搞供给制。文件认为，1958年秋收以后，吉林省绝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于供给制占的比例过大，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因而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到1959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认为，大多数公社供给制的部分仍然过大。一般的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60%－70％，少数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给部分所占比重过大的地方，应当进一步调整。调整1958年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应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在这个原则下，条件好的可以采取伙食供给制，条件差的可以不实行供给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还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应不超过30％左右。凡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这个文件对公共食堂的问题看得比较早，而且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办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须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认真整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月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万人，增了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担负耕地26.4亩，1960年担负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积6083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1％，另有可垦面积432万亩。吉林地多人少，当时全省900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亩，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从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 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吉林是产粮大省，征购任务重。1957－1958粮食年度，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情况。在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群众叫喊缺粮，找乡社干部要粮请愿。有的地方发生群众抢购副食品，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抢粮分粮事件。长春市南关、二道河子两个区，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达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门前排队抢购豆腐渣。双城县群众夜里11点就开始排队抢购煎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1957年布置征购任务之后，省检察院就积极配合。1957年10月，省检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1958年1月9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后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征购粮食工作队。1958年1月29日和23日，分别召集的24个县检察长汇报。据汇报材料，各地共处理了427件粮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机关逮捕的96件和法院决定逮捕的52件以外，检察院侦察处理了279件。其中套购粮食56件，粮食投机倒把的50件，抗交公粮拒售余粮的51件，贪污盗窃粮食的43件，密打私分粮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缴回粮食481.1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7个县、市的统计，从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8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130起，抗缴征购的19起，盗窃粮食的2起。使国家粮食损失73.94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5-1 1957－1961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 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1957年比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重由28.2％增长到51.8％；留粮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1953年。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亿斤，城乡销售预计32亿斤，到1959年5月底已实销28.68亿斤。纯调出计划16.8亿斤（到5月末已调出15.2亿斤），军需供应8900万斤，粮食损耗4000万斤。这样，预计6月末库存为4.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8200万斤。
从1959年7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县城到10月底，农村到9月20日），城乡销售最低需要11.35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7.63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3.44亿斤，军需供应2800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6.36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2.5亿斤，共差8.86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生。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43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级算了细账：1960-1961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550万吨，扣除25万吨（自留地、啃青），按525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47.2％。农民口粮147.2万吨原粮，平均每人320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年六月底库存为69万吨，1957年为52万吨，1958年为31.3万吨，1959年为38.7万吨，1960年为27.4万吨，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15－20万吨，作为明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征购任务。11月18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3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购任务。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7.8亿斤，今后8个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7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21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473万人，占农村人口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患浮肿病人数，据去年12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饲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220万吨，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购粮食共入库201.1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2月底征购入库为202.5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300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没有分配口粮的占1.3％。从2月15日到接上新粮（9月20日）还有7个月零5天，以200斤口粮计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粮9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粮就不到4两6钱，饥饿就很严重了。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96斤，全县570个生产队中，有78个生产队没有分配口粮，有176个生产队口粮在50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敦化县全县534个生产队中，分配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13个队，其中有43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13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人数达75人，共拿走粮食5300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的有23人，拿走粮食1300多斤。1961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户有19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亩、产量最多的达7担。所以，省里虽然上向面叫苦，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1960年12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51万多吨，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4万多个，组织了38200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46万多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15％，已制成淀粉3万吨。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种，有玉米叶、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100天，为全省农村人口每人生产100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年1月18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1到9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120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为克服困难，在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并已初步取得成效。据年前统计，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640亿斤，加工出淀粉3.6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3月底以前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100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310户，1500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4200斤。黑龙江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60斤到100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年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万吨，可够全省900万农村人口吃4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类坏分子1103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平均主义，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原因，粮食大量浪费。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粮食没有收上来。海龙县吉乐公社的吉祥等三个队，仅在乱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斤，占水稻总产量的18％。有些队的水稻，到1959年3月还堆在场院里没有扬出来。杏岭公社大兴第三队损失的水稻，每亩地至少25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个生产队的损失，约有270000多斤，相当于1958年700亩地的产量。双辽县三巨管理区有一垧（一垧等于10亩）多高梁，50多椽子，到1959年3月还没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产队“见堆就有粮”（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荛堆里都有粮食）宏伟管理区一个生产队的90垧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多担，至少七八十担粮食没打下来。柳河县凉水河子公社第六队到1959年3月还有14000多捆稻子放在场院没有管理，任凭“鸡刨猪糟”。靖宇县榆树川公社有两千捆莜麦直到初春还放在地里。另外，不少生产队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甜菜，由于没人管理，放在地里冻坏。不少生产队牲畜丢了没人管，认为跑也跑不出公社范围。因此，牲口大量死亡。农具破坏丢失也十分严重。
在这次六级干部会上，延边、通化、吉林等地区的干部认为平均主义在吉林有八大表现：1）分配拉平，富队尽量多积累少分配，穷队少积累、多分配；2）评级拉平，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不分特产专业队和一般专业队的不同情况，均按统一的比例；3）劳动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干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记一个工；4）生产资料拉平，富队的财产多调，穷队少调或不调，把富队的财产往穷队里调；5）细粮拉平，不分朝鲜族、汉族，不管稻田多少，细粮一律按20％供给；6）口粮留量拉平，不管增产队还是减产队，一律按人均480斤留粮；7）菜金标准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律3角；8）年节供应猪肉拉平，不分养猪多少、好坏，春节期间一律按一斤肉供应。
吉林市郊区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风”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个公社原来是一个先进单位，整风整社时发现问题严重，才认为是“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个公社的张久管理区的干部们，经常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任意打骂群众。他们经常威胁农民：“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动不动就说：“专他们一下！”专政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即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不给报酬；一种是“养病房”，对自称有病不能劳动的，就送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种是插白旗，游街、吊打。全管理区共308户，被专过政的就占总户数的20％左右。农民王德潤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干部们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生产上瞎指挥，全公社有6000多亩不宜种菜的土地硬让种了菜，如地势低洼的840亩地强行种洋葱，种子花了10800元，仅收700元。 “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这个公社大荒管理区为例，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了44.2％，1960年比1958年减少了58.55％。
在大刮“五风”当中，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比较严重，1959年春夏整社时进行了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有发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少数基层干部欺凌老百姓的情况：1）威胁、逼供甚至造成农民自杀；2）捆绑、吊打农民；3）乡社办“教养队”、“集训班”，实际是劳改队；4）随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干部没收。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情节也相当严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年12月28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人不让“一平二调”，不听瞎指挥，干部就手拿几种“武器”对付：一是扣“帽子”：“右倾”、“不听党的话”、“富裕中农思想”、“本位主义”等等满天飞，吓得农民不敢说话；二是辩论，社员说，“一辩就没头，非把人眼珠子辩得冒汗（流泪）不可。”三是扣粮、扣饭、扣工分，罚款；四是撤职，梨树县榆树台公社一个管理区的书记，三个月撤了9个生产队长；五是硬逼，逼小脚妇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劳动；六是打骂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1959年3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接着进行了整风整社，吉林省的“共产风”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但是，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刮了几次。1960年12月28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将全省463个公社排队分析后的结论是：过去“共产风”纠正得比较彻底，以后没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过去“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或者1959年冬季又刮起来的占54％左右；过去“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占18％左右。为什么“共产风”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少同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风’，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根本问题，没有从认识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稳。”吴德说，1959年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级所有制）创造条件，产生了急躁情绪，又刮了一次共产风。
1960年3月，省委又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省委的会议，不可能扭转庐山会议造成的形势，“共产风”在发展。吴德在报告中列举了“共产风”的几个方面：一，在1959年冬大搞水利建设中，无偿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运输队力和物资、器材；二，在发展公社一级所有制经济中，从管理区又调上了不少东西，有的地方把穷区和富区合在一起；三，许多公社要管理区以物资和生产资料上缴公积金；四，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五，农村中小学搞勤工俭学和自给性生产，发动管理区献土地、车马、农具；六，在整顿食堂和大办福利事业中，有些地方没收社员员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无偿占有社员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没收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柜；八，有些公社无偿调用管理区的车马，成立运输队。吴德认为，1960年下半年的“这次共风刮的比过去面广，有的是从公社内部刮的，有的是从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也有全民‘共’集体的，有集体‘共’个人的，也有全民‘共’个人的。有些地方，外部来的风比内部刮的厉害，党、政、军、民、学都有份。”
1961年，“共产风”还继续刮。1961年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价”错误的通报》，通报指出，“有些地方在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同时，又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通报列举了一系列“一平二调”的种种事例后说：“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帮助公社党委纠正这一错误，并且通过这个事实教育干部，以避免类似错误继续发生。”但是，半年以后，“一平二调”还是发生了。1961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发文指出：“去冬以来，省委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过程中，关于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问题曾发出多次通报，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不许再刮共产风，必须维护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但是，还有少数的党组织和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不重视，而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五风”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59年4月末全省有猪187万头，比1958年6月的239万头减省了22％。鸡鸭鹅减少更多。农安县农安镇人民公社五里界管理区，1957年以前第一生产队有大小牲畜35头，到1959年6月只有17头。1957年有猪240多头，1959年6月只有28头。1957年一垧地（10亩）能打8担，1958年只打6担，还向上报增产几倍。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等文件的精神，发出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员只要养一头猪（包括现养的和计划养的），就给1分到2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缴农业税以外，不抵口粮，不上缴积累，完全归个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问题也比较严重。通榆县1959年冬到1960年春，大牲畜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别是幼畜成批死亡。
从怀德县可以看到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及1958年以来的“五风”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情况。1961年5月10日，吉林省委传宣部长宋振庭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说，怀德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省的重要产粮县之一。但从1953年以来，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和1953年比，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0％，单产减少了36％），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历年粮食总产量数字如下：
1953年：31.2154万吨；
1954年：26.4796万吨；
1955年：32.0271万吨；
1960年：19.2702万吨。
1958年和1959年粮食产量浮夸很大，数字说不清，大约20万吨左右。
怀德县饲养大牲畜条件好，范家屯的马市全国闻名，过去南方各省都到这里来买马。但是，1960年的大牲畜比1953年减少了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牵引力算，三头才能顶过去的一头。部分社队已经无力种地。与此相应的大车也减少了51％。
部分社队群众收入逐年减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一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在屋子里可以看到天。刘房子公社湾沟8户中有3户房子透天。
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征购任务加重，剥夺了农民的口粮。1958年和1959年，怀德县粮食产量大约20万吨左右，却虚报为31.3262万吨和25.1644万吨。征购任务按上报的产量数确定，1958年和1959年的征购任务都为16万吨。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征购任务刚完，就等着返销粮下锅。
1958年以来社员口粮标准很低，群众体质很弱，据初步调查，全县已有浮肿病人16000多人。经过检查确认的由于浮肿病和合并症死亡的有68人，未检查确认的死亡人数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国主要的人参产区，其中抚松县又是人参的重点产地，其中东岗为最。1958年以来，由于强调人参产区粮食自给，强调人参种植以国营和公社为主，因而人参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东岗人参产量81741斤；1961年只有23518斤，只有1957年的28.77%。由于人参产量降低，社员收入减少，人参产区的人口外流，希望“找个农业生产好的地方，能够吃饱肚子。”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粮食减产、过重的征购任务和“五风”的折磨，使得吉林省这个富饶的省份，也发生了饥荒。
1961年春，由于浮肿病人不断增多，省卫生厅派医疗队到洮安县福顺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区和德顺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区救治。这里社员体质很弱。自1960年10月以来，大量发生浮肿病。1961年3月6日至9日，医疗队在这两个管理区按门逐户进行了检查，共检查了1457人，发现浮肿病322人，占被检查人数的22.1％。福安管理区共有劳动力187人（女86人），就有84人（女44人）患浮肿病，占劳动力总数的44％。福安区被查出的155个浮肿病人中，初发者64人，占发病数的41.3％，其中较重者7人；时肿时消逐渐恶化的86人，占发病数的55.4％，其中较重、体力非常衰弱者25人，已有腹水或消肿后干瘦、身体极度衰弱者5人，占发病人数的3.2％。入冬以来，福安管理区死亡12人。经调查除其中5人因年老体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人是浮肿合并其它疾病死亡，3人纯是浮肿后腹水或干瘦而死。范海庭，59岁，患浮肿后消瘦，死前一天晚上精神还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进城，36岁，患浮肿后干瘦，死的前一天产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于留柱，52岁，也是患浮肿病后消瘦死亡。
1961年3月5日，中共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从延边打电话向州委富书记汇报说（兰干亭记录），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有1万多人，图们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的7％，延吉县朝阳公社占总人口的7.5％，有些学校、机关占的比重更大，医学院占15％，州报社占10％。在3899名妇女干部中调查，患妇女病的就有1154名，占被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把树干中间的一段剥光。目前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都被剥光。
1961年6月2日，吉林省卫生厅党组报告，根据省卫生厅工作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区的检查和从部分地区的工作报告看，目前全省农村浮肿病的情况仍很严重，部分地区病情还有发展。有些浮肿病人时消时肿，由轻转重或呈干瘦状态，重病人日渐增多。一般地区重病人占现有浮肿病人总数的2％左右，重病区的重病人占病人总数的6％以上，并继续发生死亡现象。此外，全省患子宫脱垂的病人约两万多人，闭经病的发病率约为农村青壮年妇女的0.5－3％。另据典型调查推算，1961年6月全省农村重症浮肿病人，约3万人左右。省委发出通知，要加紧对这部分人治疗。这个数可能偏小，怀德县1961年7月下旬有浮肿病人1万人，其中重度的有1348人，浮肿人数还有上升之势。吉林省当时有43个县，怀德县的人口和灾情处于中等情况，按这个县的情况推向全省，重度肿病人应当有5、6万人。
浮肿病不仅发生在农村，城镇也出现不少。据吉林省卫生部门资料，自1960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营区）发现浮肿病人4179人(市内3874人，外县305人)。主要情况是：1）城乡、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饮食行业、地段居民中均有发生。据21个单位调查，只有三个单位没有发现。患者性别无差别，壮年比例较大，壮年占患者总数的40－50％；2）部分单位发病率比高。据21个单位调查，有四个单位达5％以上。最严重的是市实验小学，占30％。在一部分重体力劳动工人当中，比重较大；3）从发展趋势来看，从11月起到12月有显著上升。据吉林铁路医院就诊人数统计，11月下旬为313人，到12月上旬就发展到550人，到12月中旬则发展到780人；4）浮肿患者的症状是：下肢及颜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肿，全身软弱无力、头昏、面紧、多尿（一夜可达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现象）等。个别患者出现昏迷，但从全市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因浮肿致死的情况。
1960年10月到1961年3月6日，省直机关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浮肿病人976名，省直医院采取积极措施先后治愈246名。发病较高的单位有人民检察院占职工总数的80.9％；卫生厅，占61％；机械工业厅，占49％；省委组织部、轻工业厅，占48％。发病率较低的单位：新华社，5.9％；财政厅，7.7％。
吉林虽然也出现了饥饿和浮肿病，虽然有个别饿死人的记录，但还没有发现大批饿死人的历史档案。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2.78万人，另有因营养不足少出生人口43.32万人，详见表5-2。与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显然要轻得多。
表5－2：大饥荒期间吉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224．5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出生率 32．64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47．03
死亡率 7．5 9．1 13．4 10．1 12．0 10．0 9．4
非正常死亡 0．09 5．64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口 6．12 13．11 7．64 16．45 43．3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吉林》
注：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参见“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在大饥荒期间，吉林面临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由流动人口”。吉林是丰饶之地，自然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人们的首选。大饥荒年代，“闯关东”的人会更多一些。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向本书作者介绍，1960年进入吉林的流动人口最多，但我没有找到这一年的资料。1961年关内饥荒有所缓解，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在收容的48700人当中，关内各省有23000多人，东三省的25700人。关内人当中，山东人占60％。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流入吉林的，辽宁人最多。流入农村、矿区的18万多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投亲靠友的农民。中共吉林省委11月13日批转这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并说：“当前我省正是严冬季节，对逃荒来的灾民，需救助者，都要适当予以照顾，不能饿死冻死人，不要怕因为这样做会招引来的人更多”。吉林省这个态度使不少流民免于冻饿而死。不过，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回忆，当年还是有一些流民冻死在冰雪之中。他们的记忆是有据可查的。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死亡38名。关内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据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报告，自1960年2月以来，该区双辽及怀德、梨树、伊通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据5月21日统计，总计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劳动力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省其它县（与此同时，从外地流入的人口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团员。据卧虎公社统计，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51人，党员52人，团员145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700千卡的热量，生存是很困难的。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刑罚。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凡是进四平收容站的必须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被收容者在屋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面对1958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及其同僚们小心翼翼地“踩钢丝”：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尽可能不过分地伤及农民利益；在解决农村困难、保持管区的社会稳定时，千方百计地维护“三面红旗”。
1958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同全国一样，吉林省在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个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吉林省没有新的创造，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吉林的新闻也不很突出。当“三面红旗”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吉林省也积极跟着中共中央纠偏，但在纠偏的同时，吴德们还是小心地维护“三面红旗”。
对中共中央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的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措施，吉林省贯彻得比较认真。从1959年1月到7月（庐山会议之前），吉林省进行了整社工作。从1月到3月，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59年3月到7月，省里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县里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公社也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揭露批评了“五风”，落实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包产落实”、“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等指示。对“一平二调”的财产，也进行了清算，并退赔了一部分。这些措施，落实了包产单位部分所有制问题，调整了生产和生活方面大集体和小私有的关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农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纠正1958年错误时，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1958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违背最明显的事实，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
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对1958年的过激问题也有所纠正。1959年6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文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供给制，提出1959年不搞供给制。文件认为，1958年秋收以后，吉林省绝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于供给制占的比例过大，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因而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到1959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认为，大多数公社供给制的部分仍然过大。一般的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60%－70％，少数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给部分所占比重过大的地方，应当进一步调整。调整1958年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应占60%－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40％左右。在这个原则下，条件好的可以采取伙食供给制，条件差的可以不实行供给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还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应不超过30％左右。凡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这个文件对公共食堂的问题看得比较早，而且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办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须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认真整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月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万人，增了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担负耕地26.4亩，1960年担负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