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6)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苏联在对德战场上进行大反攻，有望参与对日战争。打败了日本，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到那时，毛将需要大批干部。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着手甄别，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会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这个过程很缓慢，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里。有一点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计放大十倍，变成百分之十，声称延安“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档案，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如毛所说：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记记载：“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与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除香港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跟美、英、苏并列，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成功地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毛就这样为打蒋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这期间，新疆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怀疑苏联和中共阴谋暗杀他，跟苏联翻了脸。苏军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包括毛唯一活着的弟弟泽民，都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毛令他们继续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泽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家属关了起来，其中有泽民的妻子和儿子毛远新，还有毛的干女儿（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齐。
因为盛世才现在听命于蒋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释放他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二月十日集体给周恩来打电报要他同蒋交涉。可是，毛紧接着在二月十二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列出同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林彪那时跟周恩来一道在重庆。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苏联大使馆去跟潘友新大使开会。他告诉潘友新，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事。周恩来到后，潘友新问他，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但一直没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报告说：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儿，头深深地垂着”，周显然在撒谎。事实上，周和林几天前（六月七日）刚跟蒋介石会了面，蒋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来只字未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为什么毛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会不会是他有意促成一次类似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
毛泽民和两个中共高干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后来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团”。(待续)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苏联在对德战场上进行大反攻，有望参与对日战争。打败了日本，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到那时，毛将需要大批干部。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着手甄别，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会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这个过程很缓慢，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里。有一点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计放大十倍，变成百分之十，声称延安“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档案，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如毛所说：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记记载：“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与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除香港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跟美、英、苏并列，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成功地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毛就这样为打蒋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这期间，新疆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怀疑苏联和中共阴谋暗杀他，跟苏联翻了脸。苏军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包括毛唯一活着的弟弟泽民，都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毛令他们继续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泽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家属关了起来，其中有泽民的妻子和儿子毛远新，还有毛的干女儿（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齐。
因为盛世才现在听命于蒋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释放他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二月十日集体给周恩来打电报要他同蒋交涉。可是，毛紧接着在二月十二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列出同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林彪那时跟周恩来一道在重庆。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苏联大使馆去跟潘友新大使开会。他告诉潘友新，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事。周恩来到后，潘友新问他，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但一直没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报告说：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儿，头深深地垂着”，周显然在撒谎。事实上，周和林几天前（六月七日）刚跟蒋介石会了面，蒋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来只字未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为什么毛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会不会是他有意促成一次类似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
毛泽民和两个中共高干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后来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团”。(待续)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帮毛阻止王明去莫斯科的是周恩来。那时苏联飞机来往延安，得请蒋介石点头。周对潘友新大使说：“国民党不让王明同志离开延安。”当时也在重庆的林彪告诉潘友新，周根本没向国民党提出王明去苏联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周提出的要求，是要苏联飞机送岸英回延安。蒋介石一口答应。这一年，岸英在军事学校学习，已加入苏联共产党。他热情积极，给斯大林写了三封信要求去苏德前线。他不仅是毛泽东的长子，也是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因为次子岸青精神有问题。
岸英要求毕业后返回祖国。他通过季米特洛夫打电报告诉父亲，毛很快回电说蒋介石已同意飞机送他回来。岸英收拾好行装，又给国际儿童保育院院长写了信，请他照看岸青：“请多关照我的兄弟……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听力不好，神经有问题，这一直在折磨着他。”
可是岸英未能成行。八月十九日，他正待起程，突然被叫去见季米特洛夫。飞机到延安时，下来的人中没有岸英。这是莫斯科暗示毛：你放王明，我们才放岸英。
毛就是不放王明。孙平写道：“医生们受命说王明的病使他受不了坐飞机”。“机组人员在延安等了又等，最后还是〔毛〕胜利了，他们等不及走了。”
十月二十日，又一架苏联飞机来了，等了四天，带走了几个苏联情报人员，还是没有王明。王明一看见阿洛大大夫就哭了起来。他依旧卧床不起，人们都躲着他。他患病住院已整整两年，从吃毒药到现在也十九个月有余。在这段漫长艰难的日子里，只有妻子忠实地看护他。当着他的面，孟庆树总是显得镇定安宁，但她的儿子告诉我们，有一次，他看见母亲关上门在屋里土地上又踢又滚，一面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个痛苦的场面深深地烙印在年幼孩子的脑子里。
Y大夫说，在延安，“好多人传说王明汞中毒，是有人要害他。”不光是高级干部知道，一般党员跟医院有关系的也听说了。私下议论多了，毛想出个“辟谣”的办法，让不敢得罪他的王明家人自己当众否认。
十一月一日，第二架苏联飞机离境一个星期后，毛召开延安高干大会，自己坐在主席台上。没让王明参加，只由孟庆树代表。会上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被从关押中弄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曾对他说“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意思就是毛泽东。孟庆树接着登台坚决否认她说过此话。十五日，她又给毛和中央写信，说李是“撒谎”“造谣”，表示“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给王明下毒这桩案子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莫斯科两次派飞机，都空机而返。在延安的苏联人也受到粗暴对待。他们的电台被损坏，专门带来防狼报警的狼狗被打死。毛敢于这样跟莫斯科对抗，因为他知道斯大林需要他，无法不要他。这段时间，苏联给中共的武器大大增加了。
当季米特洛夫十一月十七日再次要毛放王明去苏联时，毛根本就不理他。季只好在十二月十三日给王明发电报，无可奈何地说：“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季提起王明过继给他的女儿很好，要王明勿念。
但斯大林显然又决定不能让毛太为所欲为。九天后，他授权季米特洛夫发给毛一封极不寻常的电报。电报说：“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的领导人不能干预中共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我对中共党内状况的不安。”“我认为不打外国占领者的政策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目前脱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步骤也是错误的。”他说康生“很可疑”，在“为敌人效劳”。还说正在延安开展的整王明附带整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解散，这不过是个幌子，以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
最意味深长的是电报的开篇第一段，特别提到毛的儿子岸英：“关于您的儿子，我刚把他送进了军政学院……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干，我相信他会成为您的一个可信赖的好助手，他问您好。”
岸英本来决定要回国的，怎么忽然又留在苏联了？回国的事就不提了？而且把他跟王明的事相提并论。季米特洛夫的含义很明显：跟从前蒋介石的儿子一样，毛的儿子也成了人质。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孙平把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翻译给毛听了以后，毛当场大怒，拿过纸笔当着孙平一挥而就，写了封回电，针锋相对一条条反驳。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 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恰恰相反……
2 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任何改变……
3 我们跟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意思，周恩来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
4 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5 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崇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6 王明人不可靠，他在上海时被捕过，好几个人说他在监狱里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这之后才被释放。也有人谈到他与米夫的关系可疑……
康生是可靠的……
毛泽东
毛是个感情冲动的人，但通常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一次助手师哲说佩服他“沉着冷静，有涵养”，他回答道：“我不是不生气，有时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毛这次却一触即发，原因是莫斯科头一次这样吓唬他。但毛马上就后悔了，他得罪不起莫斯科，特别是眼下苏德战争局势正朝苏联胜利的方向发展，苏联不久就会进入中国，帮助他夺权。第二天毛找到孙平，说他“反覆考虑了”给季米特洛夫的回电，说要是电报还没有发出，他“一定要改变里面的内容”。
但电报已经发出。此后几天，孙平注意到毛明显地惴惴不安，努力向他表示友好。一月四日，毛破例请孙平看京戏，“见面后他一句客套话也没讲就马上谈起他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尊重。毛说他真诚地尊重在苏联受过教育或工作过的中国同志。”五日，毛又来拜访孙平，“显然他明白他一月二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是粗鲁欠考虑的。”六日，毛设宴招待在延安的苏联人，席间“一切都礼仪周全，友好备至，甚至带巴结性。”七日早上九点，毛通常睡觉的时候，毛随员也不带，一个人来见孙平，“突然说起王明——口气迥然不同，几乎可以说是友善！”说完后他坐下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另一封电报，请孙平“立刻发出去”。“毛显得心情烦乱，举动里透着紧张不安。他看来疲惫不堪，好像一夜没合眼。”
毛这封电报是恭顺奉承：“我真诚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坚决贯彻执行。”“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团结。对王明也是这个政策。”“我请求您放心。您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紧贴着我的心”。毛随即两次拜访王明，跟他长谈。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五日来电，说他很满意毛的第二封电报。接着莫斯科又有若干电报来，口气俨然都是“我们可以合作”。
三月二十八日，毛请孙平给岸英发封电报，要他不要还想着回中国。电报说他对儿子的“学习成绩很高兴”，要儿子不要挂念他的身体，他身体很好。毛要岸英向曼努伊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转达他“热烈的问候”，“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抚育和成长。”毛这番话是说给莫斯科听的，等于告诉莫斯科他并不介意他们把岸英扣下作人质。
季米特洛夫同时也要王明对毛妥协。王明虽然争辩说他跟毛的矛盾不是他的错，但还是答应努力跟毛合作。他只是孤立无助地恳求莫斯科管束毛。
毛、王双方各自让步，归根到底是毛得胜。他把王明扣在延安，要怎么整治他就怎么整治他，只是不能毒死他。他依旧在党内攻击、丑化王明，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头号坏蛋。干部们天天谴责王明，大多连王明的面部没见过。毛怕雄辩的王明在大庭广众下开口，总是不许王明出场。在一个声讨王明的大会上，孟庆树跑上台去说那些指控都是诬蔑，提出用担架把王明抬来，让他澄清事实。在座的当然没人动，孟庆树哭着扑到毛的膝盖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里，任她痛哭流涕，毛像石像一样纹丝不动。
王明谈不上再与毛争雄了，可毛还是不放心。五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毛准备访问苏联，那时他与斯大林矛盾又起，怕王明趁他不在时作乱，于是又一次对王明下手。王明因便秘需要灌肠，一名医生就给他开了给尿缸子消毒的、会烧坏肠子的“来舒（Lysol）”。王明痛得大叫，给他灌肠的妻子立刻停止，他才侥幸活了下来。当时的结论说这是“医疗事故”，可是这样的事故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共其他领导人身上，更不用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那个开“来舒”处方的大夫以后一直是毛的主要医生之一，官至卫生部副部长。
一九四三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二心。在整风中，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踯躅着不敢回去。毛六月十五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完全被毛驯服，以后三十多年，直到行将就木，他都是不时自掌嘴巴的毛的理想奴才。
毛最后整治的人是彭德怀。彭在三十年代就反过毛，一九四○年他违背毛的意志打百团大战。他让毛恼怒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把“自由民主”看作真正的理想，而不是宣传的口号。毛曾针对彭的一篇谈话，指责他不该“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应该从“政治需要出发”。彭提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宗旨，毛说应该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毛多年容忍了彭，是看在彭卓越的治军能力上。（彭领导下的八路军根据地跟延安很不相同，少有延安那种高压气氛，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好得多。）
一九四三年秋，彭奉召回延安。毛一向不搞四面出击，所以没有马上打击他。彭对延安感到格格不入，对请客吃饭中的浪费看不惯。有次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他脸一沉，放下筷子算了一笔帐，问主人：“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彭还直言不讳地反对毛正在制造的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不赞成党章中提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年轻党员李锐因公事找彭，彭问起他的境遇，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
一九四五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的钦定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用彭的话说是“操”了他四十天“娘”。会一直开到日本投降前夕，停下来是因为毛急需能干的将领打蒋介石。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待续)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苏联在对德战场上进行大反攻，有望参与对日战争。打败了日本，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到那时，毛将需要大批干部。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着手甄别，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会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这个过程很缓慢，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里。有一点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计放大十倍，变成百分之十，声称延安“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档案，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如毛所说：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记记载：“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与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除香港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跟美、英、苏并列，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成功地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毛就这样为打蒋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这期间，新疆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怀疑苏联和中共阴谋暗杀他，跟苏联翻了脸。苏军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包括毛唯一活着的弟弟泽民，都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毛令他们继续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泽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家属关了起来，其中有泽民的妻子和儿子毛远新，还有毛的干女儿（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齐。
因为盛世才现在听命于蒋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释放他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二月十日集体给周恩来打电报要他同蒋交涉。可是，毛紧接着在二月十二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列出同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林彪那时跟周恩来一道在重庆。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苏联大使馆去跟潘友新大使开会。他告诉潘友新，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事。周恩来到后，潘友新问他，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但一直没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报告说：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儿，头深深地垂着”，周显然在撒谎。事实上，周和林几天前（六月七日）刚跟蒋介石会了面，蒋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来只字未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为什么毛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会不会是他有意促成一次类似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
毛泽民和两个中共高干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后来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团”。(待续)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苏联在对德战场上进行大反攻，有望参与对日战争。打败了日本，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到那时，毛将需要大批干部。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着手甄别，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会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这个过程很缓慢，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里。有一点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计放大十倍，变成百分之十，声称延安“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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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加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在整风中，毛命令每个党员填“社会关系表”，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于是人人都有了一大摞档案，毛从此掌握了国民党可能渗透中共的几乎每一管道，并且着手堵死这些管道。在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里，国民党像一面筛子任共产党渗透，而共产党却是钻不进的铁板一块。
整风的过程，就是准备全面内战的过程。当初年轻志愿者们参加中共，为的是抗日，不少人并不恨蒋。如毛所说：很多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王恩茂的日记记载：“老干部抗战后减弱了阶级仇恨，新干部对于蒋介石都有极大幻想”。蒋介石当时是全国公认的抗战领袖。他与美，英在一九四三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美、英放弃了在华特权（除香港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就连毛也不得不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跟美、英、苏并列，做了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
毛利用整风抹黑蒋介石，成功地制造了对蒋介石的仇恨。抓特务是抓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所谓“日本特务”也说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毛就这样为打蒋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这期间，新疆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四二年，新疆统治者盛世才怀疑苏联和中共阴谋暗杀他，跟苏联翻了脸。苏军撤走，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包括毛唯一活着的弟弟泽民，都面临生命危险。他们再三请求延安让他们离开，毛令他们继续留下。一九四三年初，盛世才把毛泽民跟一百四十多名中共党员、家属关了起来，其中有泽民的妻子和儿子毛远新，还有毛的干女儿（也是未来的媳妇）刘思齐。
因为盛世才现在听命于蒋介石，莫斯科一再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释放他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二月十日集体给周恩来打电报要他同蒋交涉。可是，毛紧接着在二月十二日单独给周发了一封电报，列出同国民党交涉的具体内容，只字不提释放新疆被捕者。于是，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的一系列会见、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林彪那时跟周恩来一道在重庆。六月十六日，他比周恩来先一步到苏联大使馆去跟潘友新大使开会。他告诉潘友新，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没有向国民党提出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事。周恩来到后，潘友新问他，周说他在三个月前就给蒋介石写了信，但一直没有回音。潘友新向莫斯科报告说：周说这番话时，林彪“坐在那儿，头深深地垂着”，周显然在撒谎。事实上，周和林几天前（六月七日）刚跟蒋介石会了面，蒋介石十分友好，但周恩来只字未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
为什么毛指示周恩来不提释放新疆被捕人员的要求？会不会是他有意促成一次类似皖南事变那样的大屠杀，以激起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仇恨？
毛泽民和两个中共高干在九月二十七日以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决。新疆的其他被捕者后来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返回延安。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新疆一百三十一人叛徒集团”。(待续)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帮毛阻止王明去莫斯科的是周恩来。那时苏联飞机来往延安，得请蒋介石点头。周对潘友新大使说：“国民党不让王明同志离开延安。”当时也在重庆的林彪告诉潘友新，周根本没向国民党提出王明去苏联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周提出的要求，是要苏联飞机送岸英回延安。蒋介石一口答应。这一年，岸英在军事学校学习，已加入苏联共产党。他热情积极，给斯大林写了三封信要求去苏德前线。他不仅是毛泽东的长子，也是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因为次子岸青精神有问题。
岸英要求毕业后返回祖国。他通过季米特洛夫打电报告诉父亲，毛很快回电说蒋介石已同意飞机送他回来。岸英收拾好行装，又给国际儿童保育院院长写了信，请他照看岸青：“请多关照我的兄弟……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听力不好，神经有问题，这一直在折磨着他。”
可是岸英未能成行。八月十九日，他正待起程，突然被叫去见季米特洛夫。飞机到延安时，下来的人中没有岸英。这是莫斯科暗示毛：你放王明，我们才放岸英。
毛就是不放王明。孙平写道：“医生们受命说王明的病使他受不了坐飞机”。“机组人员在延安等了又等，最后还是〔毛〕胜利了，他们等不及走了。”
十月二十日，又一架苏联飞机来了，等了四天，带走了几个苏联情报人员，还是没有王明。王明一看见阿洛大大夫就哭了起来。他依旧卧床不起，人们都躲着他。他患病住院已整整两年，从吃毒药到现在也十九个月有余。在这段漫长艰难的日子里，只有妻子忠实地看护他。当着他的面，孟庆树总是显得镇定安宁，但她的儿子告诉我们，有一次，他看见母亲关上门在屋里土地上又踢又滚，一面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个痛苦的场面深深地烙印在年幼孩子的脑子里。
Y大夫说，在延安，“好多人传说王明汞中毒，是有人要害他。”不光是高级干部知道，一般党员跟医院有关系的也听说了。私下议论多了，毛想出个“辟谣”的办法，让不敢得罪他的王明家人自己当众否认。
十一月一日，第二架苏联飞机离境一个星期后，毛召开延安高干大会，自己坐在主席台上。没让王明参加，只由孟庆树代表。会上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被从关押中弄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曾对他说“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意思就是毛泽东。孟庆树接着登台坚决否认她说过此话。十五日，她又给毛和中央写信，说李是“撒谎”“造谣”，表示“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给王明下毒这桩案子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莫斯科两次派飞机，都空机而返。在延安的苏联人也受到粗暴对待。他们的电台被损坏，专门带来防狼报警的狼狗被打死。毛敢于这样跟莫斯科对抗，因为他知道斯大林需要他，无法不要他。这段时间，苏联给中共的武器大大增加了。
当季米特洛夫十一月十七日再次要毛放王明去苏联时，毛根本就不理他。季只好在十二月十三日给王明发电报，无可奈何地说：“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季提起王明过继给他的女儿很好，要王明勿念。
但斯大林显然又决定不能让毛太为所欲为。九天后，他授权季米特洛夫发给毛一封极不寻常的电报。电报说：“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的领导人不能干预中共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我对中共党内状况的不安。”“我认为不打外国占领者的政策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目前脱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步骤也是错误的。”他说康生“很可疑”，在“为敌人效劳”。还说正在延安开展的整王明附带整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解散，这不过是个幌子，以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
最意味深长的是电报的开篇第一段，特别提到毛的儿子岸英：“关于您的儿子，我刚把他送进了军政学院……这个小伙子很有才干，我相信他会成为您的一个可信赖的好助手，他问您好。”
岸英本来决定要回国的，怎么忽然又留在苏联了？回国的事就不提了？而且把他跟王明的事相提并论。季米特洛夫的含义很明显：跟从前蒋介石的儿子一样，毛的儿子也成了人质。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孙平把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翻译给毛听了以后，毛当场大怒，拿过纸笔当着孙平一挥而就，写了封回电，针锋相对一条条反驳。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 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恰恰相反……
2 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任何改变……
3 我们跟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意思，周恩来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
4 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5 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崇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
6 王明人不可靠，他在上海时被捕过，好几个人说他在监狱里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这之后才被释放。也有人谈到他与米夫的关系可疑……
康生是可靠的……
毛泽东
毛是个感情冲动的人，但通常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一次助手师哲说佩服他“沉着冷静，有涵养”，他回答道：“我不是不生气，有时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毛这次却一触即发，原因是莫斯科头一次这样吓唬他。但毛马上就后悔了，他得罪不起莫斯科，特别是眼下苏德战争局势正朝苏联胜利的方向发展，苏联不久就会进入中国，帮助他夺权。第二天毛找到孙平，说他“反覆考虑了”给季米特洛夫的回电，说要是电报还没有发出，他“一定要改变里面的内容”。
但电报已经发出。此后几天，孙平注意到毛明显地惴惴不安，努力向他表示友好。一月四日，毛破例请孙平看京戏，“见面后他一句客套话也没讲就马上谈起他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尊重。毛说他真诚地尊重在苏联受过教育或工作过的中国同志。”五日，毛又来拜访孙平，“显然他明白他一月二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是粗鲁欠考虑的。”六日，毛设宴招待在延安的苏联人，席间“一切都礼仪周全，友好备至，甚至带巴结性。”七日早上九点，毛通常睡觉的时候，毛随员也不带，一个人来见孙平，“突然说起王明——口气迥然不同，几乎可以说是友善！”说完后他坐下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另一封电报，请孙平“立刻发出去”。“毛显得心情烦乱，举动里透着紧张不安。他看来疲惫不堪，好像一夜没合眼。”
毛这封电报是恭顺奉承：“我真诚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坚决贯彻执行。”“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团结。对王明也是这个政策。”“我请求您放心。您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紧贴着我的心”。毛随即两次拜访王明，跟他长谈。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五日来电，说他很满意毛的第二封电报。接着莫斯科又有若干电报来，口气俨然都是“我们可以合作”。
三月二十八日，毛请孙平给岸英发封电报，要他不要还想着回中国。电报说他对儿子的“学习成绩很高兴”，要儿子不要挂念他的身体，他身体很好。毛要岸英向曼努伊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转达他“热烈的问候”，“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抚育和成长。”毛这番话是说给莫斯科听的，等于告诉莫斯科他并不介意他们把岸英扣下作人质。
季米特洛夫同时也要王明对毛妥协。王明虽然争辩说他跟毛的矛盾不是他的错，但还是答应努力跟毛合作。他只是孤立无助地恳求莫斯科管束毛。
毛、王双方各自让步，归根到底是毛得胜。他把王明扣在延安，要怎么整治他就怎么整治他，只是不能毒死他。他依旧在党内攻击、丑化王明，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王明塑造成头号坏蛋。干部们天天谴责王明，大多连王明的面部没见过。毛怕雄辩的王明在大庭广众下开口，总是不许王明出场。在一个声讨王明的大会上，孟庆树跑上台去说那些指控都是诬蔑，提出用担架把王明抬来，让他澄清事实。在座的当然没人动，孟庆树哭着扑到毛的膝盖上，要毛主持公道。毛坐在那里，任她痛哭流涕，毛像石像一样纹丝不动。
王明谈不上再与毛争雄了，可毛还是不放心。五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毛准备访问苏联，那时他与斯大林矛盾又起，怕王明趁他不在时作乱，于是又一次对王明下手。王明因便秘需要灌肠，一名医生就给他开了给尿缸子消毒的、会烧坏肠子的“来舒（Lysol）”。王明痛得大叫，给他灌肠的妻子立刻停止，他才侥幸活了下来。当时的结论说这是“医疗事故”，可是这样的事故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共其他领导人身上，更不用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那个开“来舒”处方的大夫以后一直是毛的主要医生之一，官至卫生部副部长。
一九四三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二心。在整风中，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踯躅着不敢回去。毛六月十五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份一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完全被毛驯服，以后三十多年，直到行将就木，他都是不时自掌嘴巴的毛的理想奴才。
毛最后整治的人是彭德怀。彭在三十年代就反过毛，一九四○年他违背毛的意志打百团大战。他让毛恼怒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把“自由民主”看作真正的理想，而不是宣传的口号。毛曾针对彭的一篇谈话，指责他不该“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应该从“政治需要出发”。彭提出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宗旨，毛说应该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毛多年容忍了彭，是看在彭卓越的治军能力上。（彭领导下的八路军根据地跟延安很不相同，少有延安那种高压气氛，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好得多。）
一九四三年秋，彭奉召回延安。毛一向不搞四面出击，所以没有马上打击他。彭对延安感到格格不入，对请客吃饭中的浪费看不惯。有次席间端上来一盘海参，他脸一沉，放下筷子算了一笔帐，问主人：“一盘海参要吃掉几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彭还直言不讳地反对毛正在制造的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不赞成党章中提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年轻党员李锐因公事找彭，彭问起他的境遇，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
一九四五年初，轮到彭德怀挨整了。毛召开“华北座谈会”，旨在破坏彭的威信与声望。会上毛的钦定人物一个个朝彭身上泼污水，用彭的话说是“操”了他四十天“娘”。会一直开到日本投降前夕，停下来是因为毛急需能干的将领打蒋介石。至此，毛已经挨个儿整治了中共领导人中所有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强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