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李先念认为我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232】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另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而李先念则是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对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李先念特别反对我。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李先念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个有远见的政党。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官版政治教材就把战国时期名家哲学的“白马非马”钦定为唯心主义诡辩，早早地从根本消除了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后二十年有关“羊头狗肉”的争议。 但无论在建国后的历史上还是今天，名不副实都是中共一个有目共睹的特征。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共变成了他个人专权的工具，不仅中国普通百姓的民权、民生没有了着落，就是党员、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如刘少奇、邓小平者亦不免被批判、打倒甚至折磨致死的命运。 中共的核心是一个“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利益和普通中国人、和普通党员、甚至和党的领导者的利益都很难说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后，在“猫论”的指导下，中共热情拥抱西方投资和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包括很多为共产主义奋斗了终身的中共党员重新体验了150年前马克思笔下“浑身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现在谈谈1988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一段应该从1987年十三大结束以后到1989年春季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变化巨大，形势由好到坏，以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十三大的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说为之一振。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220】，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李先念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在传阅邓小平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李先念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情报部门是中国最神秘的部门，她包括军情，国安，公安等行行色色的部门。 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早期战争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指挥机构。而当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是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有总情报部，同时，在总参谋部之下也设有一个主管情报的二级部门。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即所谓的三总部。军事情报机构也都编入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治部的联络部之下。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都属军队情报系统。总参二部被外界俗称为「总参情报部」，是因为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三部分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上海承包房地产基础工程，他给我讲了一个真实事件：他承包的一个房地产基础工程施工时，使用了非标（杂牌）钢筋，为了不让监理部门知道， 他们在夜里偷偷将基础工程浇上水泥，第二天监理人员来检查时，他们告诉监理人员，基础已经施工好了，然后再暗中塞给监理人员一些钱，于是，工程不用检验就 可以顺利通过监理了。 上海很多房子都是这样盖起来的，监理人员根本不真正检验，可以想象，上海人如果知道他们住的价值上百万的房子竟然是这样验收的，心里面是什么滋味？ 所以十三层楼倒塌是正常的，不倒塌才怪！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曾经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在位时盖了一栋宿舍楼，请监理人员去监理，当时我也跟去玩玩，监理人员在现场用手抠了一下墙壁，结果墙上的...

1 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 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中国社会近年群体抗暴事件不断，有越演越烈、越演越频繁、人数越来越多之势。邓玉娇事件刚过去，最近又发生了湖北石首有饭店青年厨师被虐杀事件，七万民众暴动，当局惊恐万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出马指挥，上万军警出动去抢一具尸体。 大纪元记者吴雪儿报导，对于中国社会现时的“乱象”，现居新西兰的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认为中国社会的“乱象”是一种“正常现象”：“当一个政权在灭亡的时候，官员的腐败、人民的起义和抗暴，都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就是要通过官员的腐败、人民的起义才能造成政权的灭亡，所以这都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