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亲述：远华案背后的黑幕（五）
三：大款如何变成国安部特工
***
盛雪 著
国家安全部对不起我
问：你一直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对不起你，你当面也会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赖：那时候「四二O」已经来查我了，查了一段时间，但其实查不下去，也查不出什么，为这个事。我就一直很烦么。我就叫国安部他们去阻止，叫「四二 O」不要这样查了，这样查下去会对我的情报工作和生意有影响。我想，对于安全部的人来说，这样去说是很简单的事么。他们曰答我说，他们已经在写报告了，等部长回来签了字就马上送上去了。可是报告一直没有往上送。后来「四二O」越查越厉害，事情也就搞得越来越夸张了。最后搞得国安他们都怕了，个个都不敢送报告了。后来他们又来跟我说：应该要「四二O」的人来找我们才对呀，这样我们就可以顺便把报告交给他们。如果是我们国安主动去找他们「四二O」解释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这样一来，这个事就一直拖、一直拖了。到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有意拖了，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这样，他们答应的事都没办。
这个事他们平时都是对我拍胸脯的，他们说：只要你毒品不做，枪支不做，杀人的事不做，其他的什么事我们都帮得上。走私算得上什么？国家利益第一。这是他们说的。当面我骂他们「王八蛋」。
中国的军情部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早期战争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指挥机构。而当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是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有总情报部，同时，在总参谋部之下也设有一个主管情报的二级部门。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即所谓的三总部。军事情报机构也都编入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治部的联络部之下。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都属军队情报系统。总参二部被外界俗称为「总参情报部」，是因为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三部份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
总参三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听。也就是通过设在各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进行电子情报的截收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总参二部也好，三部也好，都不仅仅从事军事情报的工作了。比如，总参三部目前有十三万大军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据说，所有的国际长途电话都是监听并录音的，只是在录音设备上预先输入一些特别的词汇，例如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一些敏感的事件名称、以及一些隐讳的词语，当录音机感应到这些词汇时，就会自动跳起来，这时监听人员就会立即对这个电话进行跟踪监听检查。有关六四、法轮功等名称是肯定会让录音机的键子自动跳起来的。而且这个部门也同时截收海外的传真。赖昌星证实，当他还在福建厦门做生意时，他在情报口工作的朋友，就曾经拿着从上海截收的，他的朋友从海外发来的有关生意事情的传真给他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都是由总参二部派，不是由外交部或国防部派。武官是军职的，级别最高的是驻美国的武官，正军级，军衔是少将。住其他国家的武官有些是正军，有些是副军，但是驻多数国家的武官，都是正师级，也就是大校。
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原来曾任总参二部的副部长、部长。姬胜德于一九九五年接任部长职位。在九九年，由于被指牵扯远华特大走私案而被调离部长一职，被调到军事学院下面的一个部制定军事条例，当副部长，实际上是降了半级，随后不久就被正式逮捕。
姬胜德升任总参二部部长的时候，也正是赖昌星生意蓬勃发展的时候。总参二部有五个局：广州局、北京局、天津局、上海局、渖阳局。而这些局都是以驻这个城市的某某办公室的名义出现。比如说广州局，就是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北京局就叫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就在二OOO年十一月，北京这个办公室的正、副局长，正、副政委全给撤了，因为这些人是姬胜德的部下现在二部北京局的局长姓郭，原来是驻俄罗斯的武官。
总参二部的职责是对外搜集情报，从地域上看，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都归总参二部管，可是地方上的事情总参二部有时也会介入。
在此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广州、兰州、南京、成都、济南、北京、沈阳）又各自有七个情报部，但级别不高，属正师级。而总参二部是正军级。所以姬胜德是少将，是正军级。熊光楷当上副总长之后提为上将。军队情报系统的业务有些交叉。例如，在对外派人方面，特别是在派驻香港方面。但一般来说，港澳以外的地区，例如派到加拿大、美国的军情人员，肯定是总参二部派的，而不是军区情报部派的。
另外，总参二部研究机构的对外公开名称是「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以凡是战略研究协会的专家学者，都是总参二部的军官。比如说在陈水扁上台以后，台海局势紧张期间，经常发表针对台湾讲话的一位年轻的学者辛旗，这就是总参二部的一个秀才。总参二部的情报水平比国家安全至高很多，因为它从红军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因而，有中国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称。
三种情报人员：密工、商干、挂靠
自从中国军队开始搞第三产业以来，军队的走私就越走越大。吸引了社会上的许多人以有军方背景为荣，更希望以有军情背景为靠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自称是总参二部的人呢？因为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基本上有三种人：密工、商干、挂靠。第一种人是总参二部的专职间谍，是在编制内的，这种人在圈子里被叫做「密工」，这一类人基本上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职业间谍。而国安部和公安部的这类人则都叫「密干」，也是在公安或者国安内部编制里的。
第二种人是半在编的，在圈子里被称为「商干」，说他们是「半在编」，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上了情报部的电脑，但是人员并没有进入军情系统的行政编制。
中共情治系统在社会上的关系，我们只用军情系统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个叫张鹏的，在广东出事了。不管是打人了，抢劫了，还是开地下妓院了，只要没有死人，公安来抓张鹏的时候，张鹏就可以说：你不能动我，我是搞情报的，某某的人。另外，如果张鹏出境时，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公民到香港时只能带六千港币的规定，随身带了六十万港币而被海关抓住的话，张鹏又会告诉海关的人，你不能动我，我是情报口的，是某某的人。这时海关就可能会打个电话到有关部门去问。而因为张鹏的名字是上了情报口电脑的，那边一查就说：张鹏是我们的人。这样确认了之后，海关这时就只能放人、放钱。
其实在第二种人里边，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比较接近于「密工」的，是既上了军情电脑名单，也正式发了军装的。并且，在名义上还有一份工资，军委是认账的。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因为搞情报工作牺牲了，那么这笔钱会交给这个人的家属。可能平时这份工资并没领，但是国家会替这个人存着。
另一类人其实并不做情报，也可以说这类人进军情部门纯粹是为了平时能够靠二部的关系作买卖赚很多钱。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军情部门有所谓的免检章，有货物进口免检的绝对特权。这种人如果和军情的关系过硬，可以赚很多钱。这时，这个人就可以拿出一部份所得，捐给国家，支援中国的军事情报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种人被称为「挂靠」，社会上这种人最多。而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份人是挂靠于军情在地方上对外的一些办公室下边的。比如说：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负责人分主任和政委。原来五办的政委叫傅军，级别相当于广州军区情报部的副部长，他原来是广州军区人事处的处长。
而这些办公室的下边又设有很多处，比如：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广东省的办公室「五办」，它下面又有五、六个处，每个处都有处长、副处长。
而当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对情报口的十六字方针的最后四个字就是：商情两旺，这也叫以商养情。
由于挂靠上军情部门，等于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险，并己有经济上的巨大利润。这样社会上些做生意的人就会利用情报人员的特殊背景在社会上活动。所以一时间这类的办公室在地方上越来越多。据说当初李长春接管广东的时候，给江泽民打过一个报告说：广东省有二十二个「办公室」，全是军、警、宪、特。比如说，「一办」和「三办」是省公安厅的，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国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举个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IX公司」的名义出现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下令军队和商业脱钩，但是不包括军情部门在海外的公司。
笔者在采访赖昌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后来又在香港生活过几年的朋友。他告诉笔者，他移居香港后，见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队认识的一个战友，这位战友也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早些时候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战友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属于「挂靠」的第三种人往往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些生意人，而这种人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就更多。比如说某个个体户，他跟「五办」的某个处长熟，就跟这个处长说愿意给这个处长做事，这个处长如果看上了这个人，就说，好吧，你是我们的人啦。然后会发给这个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的工作证。不明就里的人，就以为这个人是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他实际上是在社会上搞情报的人。这种人在整个情报系统里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会上最能唬人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话，本人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这种为情报口做事的第三种人喜欢到处去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但实际上，这种人的名字并不在电脑上。这个人维系和情报的关系就是靠搞定某个办公室的处长或其他头目。然后，就可以打着情报人员的招牌去做买卖，做成买卖后，这个人通常会给这个处长一些回扣。如果这个处长把这部份钱上交了，那么总参二部就替这个人出个公文，证明一下。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王鹏的，要带六十万美元出关，如果这个王鹏是「密工」或「商干」，那么王鹏就会顺利出关，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如果王鹏只是属于「挂靠」，在情报部门的电脑上没有王鹏的名字，那么这时候，所谓「几办」、「几办」的身份就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由广州军区出一个公函，说王鹏带的这六十万美金是替他们带的，是到境外搞情报工作的需要。那么这六十万美金就可以顺利过关了。但是这样做，要事先和情报口打好招呼，说好分给对方多少。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王鹏想在深圳开一家桑拿浴室，营业中有卖淫的成份，公安发现了要来抓王鹏。遇到这种种情况，王鹏就要先和「五办」说好，答应把赚到的钱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红利给广东「五办」。这样，「五办」就会在公安来抓王鹏的时候，以情报部的名义出一份文件，说这个桑拿浴室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点，是情报部门设的。然而，这样的人的命运往往都掌握在那个处长的手里。对于这种挂靠关系的人，处长不用向主任报，自己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福建、广东、广西出来混的个体户，都拿着个「几办」的工作证。
而且，一个「五办」的处长，就有批一张到香港的单程证的权利。但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香港的单程证不是由情报部发，而是由公安系统发，这是国家的法律。但情报部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公安出个公文，说这里有几个人，我们要派他们去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会发给这些人单程证。
第三种人往往在社会上吹嘘自己是总参二部搞情报的，或者是国安的，但实际上，这种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如果负责他的那个处长换了的话，新的处长可以不承认这种关系，除非前任处长向后任处长介绍这个关系比较有用，说这个人每年替我们赚多少钱，弄了多少情报，对我们很有用，你要继续支持他等等，这个人才会被留下来继续使用。
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系统
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立的。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的情治单位叫做中共中央社会部。当时的社会部就负责向中共高层提供情报和资讯，并有人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定期撰写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后，它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中调部负责向驻外使领馆派出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所在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的中调部八局，负责情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对外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它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后来由于中调部在「文革」中卷入派系斗争，打乱了阵营，严重影响了工作，使得中调部一度被取消，改由总参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调部才又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开始进行中共情治机构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员，也由以前从中调部派往各驻外使领馆，改为以记者、商人、学者等身份作掩护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公安部长刘复之向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调部，计划是由中调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间谍机构合并成为「国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设想，于是，国家安全部正式设立，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棱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后来由于在一九八五年发生了国安部的一位姓俞的处长叛逃美国的事件，凌云由此被撤职，由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转任公安部长。
中国公安部情报系统同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系统相比，中国公安部的情报系统资格要老得多。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接收各地政权时，所设立的军管会，就是各地公安机关的前身，军管会在当时的一项最主要任务，就是肃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抗中共政权的势力。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初步建立，军管会中的治安机构也改名为各地的公安厅（局）。在中央政府里，则设立了公安部，统管各省（市）的公安厅（局)。各省（市）的公安厅（局）再分管所属地区及市的公安局。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原军管会中肃清敌特分子，及内部保卫的任务，成为公安部设立以后的主要任务，因此各省（市）的公安厅（局）都把分管这部份工作的部门列为第一处。当时称为敌侦处。在公安部里则是第一局，也就是敌侦局。这就是公安部情报系统的最初机构。
敌侦处的七要职责并不负责对外搜集情报，只是负责肃清内部的敌人，侦听、监测、追踪、搜捕任何被派到中国大陆的间谍特务。同时，也负责调查、侦破任何反抗当局的地下势力。例如，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肃清反革命份子的运动，就主要是由 这个部门执行的。
敌侦处后来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在多数省市，敌侦处又按照分工不同，分成两个处，甚至三个处。一九八三年，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部，敌侦处的─大部份和中调部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厅（局）仍然保留着原敌侦处的建制，并又逐步地恢复发展，到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与国家安全部并列的又一大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在职责上，和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重叠的。也向海外派出专职或兼职的的情报人员，但搜集情报的重点仍然在于 海外敌对势力向中国渗透方面。
实际上，国安、公安两大系统主管情报的部门，互不买账，经常发生扯皮事件。
赖昌星和中国军情、公安、国安等系统的关系错综复杂。他既是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哥儿们，也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无话不谈的密友，他还是国安部的兼职特工。他自己说，他为中共情报工作先后花费厂上千万元。
从福建赖姓商人变成西安蔡姓儿子
问：你是怎么决定到香港去的呢?
赖：当时我们福建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说，你的生意做得那么好，外交能力那么好，头脑那么过关，你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到香港去发展。他是搞外联的。
问：现在这个副厅长在哪里?
赖：他现在是福建省最高法院院长。
问：你认为这个人为什么会向你这样建议?
赖：当然是出于好心了。在我当时接触的人里，可能人家都认为我比较会做事。我有这种感觉唠。
问：我知道你的香港单程证是从陕西省办出去的。我不明白，给你提建议的人，是福建省公安厅的，那么为什么不从当地给你办出去呢?
赖：建议是他建议的，但不是他直接给我弄的。他是要在那边给我弄，我没有让他弄。
问：他本来是想要给你办，但是你自己决定从别的地方去办?
赖：恩，我要自己弄。正好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我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公安部，正好我也看到那些学生在那里游行嘛。刘复之的女儿刘鸿林（音)，就是负责外联办的，当时她就要给我弄来香港。刘复之是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问：她也要帮你办?
赖：她确实本来也要帮我，但是我自己弄得比她快。
问：你简单讲一讲这个过程好吗?是怎么办出去的?
赖：就是我的户口都没有留在福建了，已经迁到陕西去了。
问：我还是不太明白：在福建当地提出来让你去香港的这个人又是公安口的，跟你又熟悉，那么你如果在当地办，不是更方便、更快?
赖：但他─直没办法办到。他是在大概八七、八八年左右最初提过。
问：那后来你自己是怎么办的?
赖：后来我是从陕西办的。也是通过朋友帮我办的，他叫我把户口迁过去，我就迁过去然后手续办到哪里我也不管，他叫我签名我就签名。
问：你能说是谁帮你办的吗?
赖：找不到，没办法找，具体的人我也不知道了。
问：等于在那边的朋友找人具体做的。
赖：对，但我知道我的证件是合法的。
问：你是说，你在国内办理香港单程证的所有手续，确实是以合法的方式办的。
赖：对呀，当时填写的那个表是可以调出来看的，如果下是合理合法，这种表我怎么能 拿到呢?
问：中国政府现在说你是以非法手段取得去香港的单程证，你拿什么证据说明你是合法 取得的?
赖：我是按他们的规定正式申请的。不然他不会批准我的，是下是?
问：你在这当中都履行了什么手续?
赖：按他们规定的办喽。这个事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有十年了，我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 我只记得他拿那张表来，他拿来给我让签名，我就签了。就是这样。
问：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你是通过贿赂某一个官员，然后这个官员帮你办的手续?
赖：没有。
问：那你能解释吗?你能用具体事实解释吗?比如说：我的手续就是某年某月某日通过 什么部门申请的，履行了什么手续后怎么拿到的。
赖：没有，那个人就拿表来叫我填，我就填。让我签名我就签名。就这样。
问：你说你没贿赂任何官员的话，他凭什么这样做?
赖：咳!因为我过去香港是要给一个姓蔡的做事。他们给我在香港找到一个姓蔡的，他们就帮我办去照顾他的。假如说我给他做「儿子」，就要姓蔡，姓蔡照顾姓蔡的父母才有这种条件申请过去香港。
问：所以你的姓曾经是蔡，叫蔡昌星，就是这么来的?
赖：对，就姓了蔡。到了香港一年多之后，我名字又改过来了。
问：那么就是说，在香港的那个人帮了你，有人替你做了担保，然后这边申请的手续上也找人疏通了。
赖：我的证件是合法的，我是通过正当的手续办的，所有的手续都是按要求走。合法不合法也是他们的管理上的问题。是不是?
问：你的意思是说，反正证件本身是真的?
赖：对呀，手续都是正规的。而且只要我人是真的就可以了。像那个公安厅的那个叫洪水树（音）的，他出来到了香港就叫洪锦忠。他是公安厅派出来的，也是为了搞情报工作换的名字。为什么他可以使用，而我不可以使用呢?
问：这个人还在香港?他原来是哪里的?
赖：还在，叫洪水树，在公安厅，他的级别是副厅级。他原来是福建省富元（音）公司的 老总，后来他派出去到香港，就把他名字换掉了，现在叫洪锦忠。最近来香港这么多人，你 看哪一个不是一样的办法办过来。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问：听说自从九七香港要回归之前，中国大陆政府就利用单程证派很多人到香港去，你所知道的是这样吗? 赖：我认识的起码几十个。
问：在这几十个人里边，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赖：可以。比如一个叫吴海玄（音）的，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府正要抓他，跑了，他原来是福建石狮的。另外一个叫姚志胜，原来也是石狮的，后来到了香港，现在也跑了，不知道在哪里。还有许明良喽，这样的太多了，我知道的更少有五十个以上。这些人都是跟军情、国安、公安呀什么的有关的。政府他们的这种指标是公开正常卖钱的。
香港单程证奥妙无穷
带着对赖昌星到底是如何办妥香港单程证的疑问，笔者找了一些人了解，一个自己曾经 给至少五个人办理过单程证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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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 著
国家安全部对不起我
问：你一直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对不起你，你当面也会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赖：那时候「四二O」已经来查我了，查了一段时间，但其实查不下去，也查不出什么，为这个事。我就一直很烦么。我就叫国安部他们去阻止，叫「四二 O」不要这样查了，这样查下去会对我的情报工作和生意有影响。我想，对于安全部的人来说，这样去说是很简单的事么。他们曰答我说，他们已经在写报告了，等部长回来签了字就马上送上去了。可是报告一直没有往上送。后来「四二O」越查越厉害，事情也就搞得越来越夸张了。最后搞得国安他们都怕了，个个都不敢送报告了。后来他们又来跟我说：应该要「四二O」的人来找我们才对呀，这样我们就可以顺便把报告交给他们。如果是我们国安主动去找他们「四二O」解释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这样一来，这个事就一直拖、一直拖了。到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有意拖了，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这样，他们答应的事都没办。
这个事他们平时都是对我拍胸脯的，他们说：只要你毒品不做，枪支不做，杀人的事不做，其他的什么事我们都帮得上。走私算得上什么？国家利益第一。这是他们说的。当面我骂他们「王八蛋」。
中国的军情部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早期战争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指挥机构。而当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是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有总情报部，同时，在总参谋部之下也设有一个主管情报的二级部门。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即所谓的三总部。军事情报机构也都编入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治部的联络部之下。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都属军队情报系统。总参二部被外界俗称为「总参情报部」，是因为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三部份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
总参三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听。也就是通过设在各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进行电子情报的截收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总参二部也好，三部也好，都不仅仅从事军事情报的工作了。比如，总参三部目前有十三万大军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据说，所有的国际长途电话都是监听并录音的，只是在录音设备上预先输入一些特别的词汇，例如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一些敏感的事件名称、以及一些隐讳的词语，当录音机感应到这些词汇时，就会自动跳起来，这时监听人员就会立即对这个电话进行跟踪监听检查。有关六四、法轮功等名称是肯定会让录音机的键子自动跳起来的。而且这个部门也同时截收海外的传真。赖昌星证实，当他还在福建厦门做生意时，他在情报口工作的朋友，就曾经拿着从上海截收的，他的朋友从海外发来的有关生意事情的传真给他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都是由总参二部派，不是由外交部或国防部派。武官是军职的，级别最高的是驻美国的武官，正军级，军衔是少将。住其他国家的武官有些是正军，有些是副军，但是驻多数国家的武官，都是正师级，也就是大校。
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原来曾任总参二部的副部长、部长。姬胜德于一九九五年接任部长职位。在九九年，由于被指牵扯远华特大走私案而被调离部长一职，被调到军事学院下面的一个部制定军事条例，当副部长，实际上是降了半级，随后不久就被正式逮捕。
姬胜德升任总参二部部长的时候，也正是赖昌星生意蓬勃发展的时候。总参二部有五个局：广州局、北京局、天津局、上海局、渖阳局。而这些局都是以驻这个城市的某某办公室的名义出现。比如说广州局，就是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北京局就叫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就在二OOO年十一月，北京这个办公室的正、副局长，正、副政委全给撤了，因为这些人是姬胜德的部下现在二部北京局的局长姓郭，原来是驻俄罗斯的武官。
总参二部的职责是对外搜集情报，从地域上看，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都归总参二部管，可是地方上的事情总参二部有时也会介入。
在此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广州、兰州、南京、成都、济南、北京、沈阳）又各自有七个情报部，但级别不高，属正师级。而总参二部是正军级。所以姬胜德是少将，是正军级。熊光楷当上副总长之后提为上将。军队情报系统的业务有些交叉。例如，在对外派人方面，特别是在派驻香港方面。但一般来说，港澳以外的地区，例如派到加拿大、美国的军情人员，肯定是总参二部派的，而不是军区情报部派的。
另外，总参二部研究机构的对外公开名称是「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以凡是战略研究协会的专家学者，都是总参二部的军官。比如说在陈水扁上台以后，台海局势紧张期间，经常发表针对台湾讲话的一位年轻的学者辛旗，这就是总参二部的一个秀才。总参二部的情报水平比国家安全至高很多，因为它从红军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因而，有中国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称。
三种情报人员：密工、商干、挂靠
自从中国军队开始搞第三产业以来，军队的走私就越走越大。吸引了社会上的许多人以有军方背景为荣，更希望以有军情背景为靠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自称是总参二部的人呢？因为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基本上有三种人：密工、商干、挂靠。第一种人是总参二部的专职间谍，是在编制内的，这种人在圈子里被叫做「密工」，这一类人基本上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职业间谍。而国安部和公安部的这类人则都叫「密干」，也是在公安或者国安内部编制里的。
第二种人是半在编的，在圈子里被称为「商干」，说他们是「半在编」，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上了情报部的电脑，但是人员并没有进入军情系统的行政编制。
中共情治系统在社会上的关系，我们只用军情系统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个叫张鹏的，在广东出事了。不管是打人了，抢劫了，还是开地下妓院了，只要没有死人，公安来抓张鹏的时候，张鹏就可以说：你不能动我，我是搞情报的，某某的人。另外，如果张鹏出境时，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公民到香港时只能带六千港币的规定，随身带了六十万港币而被海关抓住的话，张鹏又会告诉海关的人，你不能动我，我是情报口的，是某某的人。这时海关就可能会打个电话到有关部门去问。而因为张鹏的名字是上了情报口电脑的，那边一查就说：张鹏是我们的人。这样确认了之后，海关这时就只能放人、放钱。
其实在第二种人里边，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比较接近于「密工」的，是既上了军情电脑名单，也正式发了军装的。并且，在名义上还有一份工资，军委是认账的。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因为搞情报工作牺牲了，那么这笔钱会交给这个人的家属。可能平时这份工资并没领，但是国家会替这个人存着。
另一类人其实并不做情报，也可以说这类人进军情部门纯粹是为了平时能够靠二部的关系作买卖赚很多钱。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军情部门有所谓的免检章，有货物进口免检的绝对特权。这种人如果和军情的关系过硬，可以赚很多钱。这时，这个人就可以拿出一部份所得，捐给国家，支援中国的军事情报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种人被称为「挂靠」，社会上这种人最多。而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份人是挂靠于军情在地方上对外的一些办公室下边的。比如说：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负责人分主任和政委。原来五办的政委叫傅军，级别相当于广州军区情报部的副部长，他原来是广州军区人事处的处长。
而这些办公室的下边又设有很多处，比如：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广东省的办公室「五办」，它下面又有五、六个处，每个处都有处长、副处长。
而当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对情报口的十六字方针的最后四个字就是：商情两旺，这也叫以商养情。
由于挂靠上军情部门，等于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险，并己有经济上的巨大利润。这样社会上些做生意的人就会利用情报人员的特殊背景在社会上活动。所以一时间这类的办公室在地方上越来越多。据说当初李长春接管广东的时候，给江泽民打过一个报告说：广东省有二十二个「办公室」，全是军、警、宪、特。比如说，「一办」和「三办」是省公安厅的，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国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举个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IX公司」的名义出现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下令军队和商业脱钩，但是不包括军情部门在海外的公司。
笔者在采访赖昌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后来又在香港生活过几年的朋友。他告诉笔者，他移居香港后，见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队认识的一个战友，这位战友也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早些时候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战友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属于「挂靠」的第三种人往往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些生意人，而这种人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就更多。比如说某个个体户，他跟「五办」的某个处长熟，就跟这个处长说愿意给这个处长做事，这个处长如果看上了这个人，就说，好吧，你是我们的人啦。然后会发给这个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的工作证。不明就里的人，就以为这个人是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他实际上是在社会上搞情报的人。这种人在整个情报系统里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会上最能唬人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话，本人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这种为情报口做事的第三种人喜欢到处去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但实际上，这种人的名字并不在电脑上。这个人维系和情报的关系就是靠搞定某个办公室的处长或其他头目。然后，就可以打着情报人员的招牌去做买卖，做成买卖后，这个人通常会给这个处长一些回扣。如果这个处长把这部份钱上交了，那么总参二部就替这个人出个公文，证明一下。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王鹏的，要带六十万美元出关，如果这个王鹏是「密工」或「商干」，那么王鹏就会顺利出关，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如果王鹏只是属于「挂靠」，在情报部门的电脑上没有王鹏的名字，那么这时候，所谓「几办」、「几办」的身份就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由广州军区出一个公函，说王鹏带的这六十万美金是替他们带的，是到境外搞情报工作的需要。那么这六十万美金就可以顺利过关了。但是这样做，要事先和情报口打好招呼，说好分给对方多少。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王鹏想在深圳开一家桑拿浴室，营业中有卖淫的成份，公安发现了要来抓王鹏。遇到这种种情况，王鹏就要先和「五办」说好，答应把赚到的钱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红利给广东「五办」。这样，「五办」就会在公安来抓王鹏的时候，以情报部的名义出一份文件，说这个桑拿浴室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点，是情报部门设的。然而，这样的人的命运往往都掌握在那个处长的手里。对于这种挂靠关系的人，处长不用向主任报，自己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福建、广东、广西出来混的个体户，都拿着个「几办」的工作证。
而且，一个「五办」的处长，就有批一张到香港的单程证的权利。但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香港的单程证不是由情报部发，而是由公安系统发，这是国家的法律。但情报部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公安出个公文，说这里有几个人，我们要派他们去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会发给这些人单程证。
第三种人往往在社会上吹嘘自己是总参二部搞情报的，或者是国安的，但实际上，这种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如果负责他的那个处长换了的话，新的处长可以不承认这种关系，除非前任处长向后任处长介绍这个关系比较有用，说这个人每年替我们赚多少钱，弄了多少情报，对我们很有用，你要继续支持他等等，这个人才会被留下来继续使用。
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系统
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立的。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的情治单位叫做中共中央社会部。当时的社会部就负责向中共高层提供情报和资讯，并有人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定期撰写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后，它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中调部负责向驻外使领馆派出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所在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的中调部八局，负责情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对外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它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后来由于中调部在「文革」中卷入派系斗争，打乱了阵营，严重影响了工作，使得中调部一度被取消，改由总参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调部才又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开始进行中共情治机构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员，也由以前从中调部派往各驻外使领馆，改为以记者、商人、学者等身份作掩护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公安部长刘复之向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调部，计划是由中调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间谍机构合并成为「国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设想，于是，国家安全部正式设立，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棱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后来由于在一九八五年发生了国安部的一位姓俞的处长叛逃美国的事件，凌云由此被撤职，由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转任公安部长。
中国公安部情报系统同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系统相比，中国公安部的情报系统资格要老得多。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接收各地政权时，所设立的军管会，就是各地公安机关的前身，军管会在当时的一项最主要任务，就是肃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抗中共政权的势力。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初步建立，军管会中的治安机构也改名为各地的公安厅（局）。在中央政府里，则设立了公安部，统管各省（市）的公安厅（局)。各省（市）的公安厅（局）再分管所属地区及市的公安局。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原军管会中肃清敌特分子，及内部保卫的任务，成为公安部设立以后的主要任务，因此各省（市）的公安厅（局）都把分管这部份工作的部门列为第一处。当时称为敌侦处。在公安部里则是第一局，也就是敌侦局。这就是公安部情报系统的最初机构。
敌侦处的七要职责并不负责对外搜集情报，只是负责肃清内部的敌人，侦听、监测、追踪、搜捕任何被派到中国大陆的间谍特务。同时，也负责调查、侦破任何反抗当局的地下势力。例如，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肃清反革命份子的运动，就主要是由 这个部门执行的。
敌侦处后来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在多数省市，敌侦处又按照分工不同，分成两个处，甚至三个处。一九八三年，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部，敌侦处的─大部份和中调部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厅（局）仍然保留着原敌侦处的建制，并又逐步地恢复发展，到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与国家安全部并列的又一大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在职责上，和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重叠的。也向海外派出专职或兼职的的情报人员，但搜集情报的重点仍然在于 海外敌对势力向中国渗透方面。
实际上，国安、公安两大系统主管情报的部门，互不买账，经常发生扯皮事件。
赖昌星和中国军情、公安、国安等系统的关系错综复杂。他既是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哥儿们，也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无话不谈的密友，他还是国安部的兼职特工。他自己说，他为中共情报工作先后花费厂上千万元。
从福建赖姓商人变成西安蔡姓儿子
问：你是怎么决定到香港去的呢?
赖：当时我们福建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说，你的生意做得那么好，外交能力那么好，头脑那么过关，你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到香港去发展。他是搞外联的。
问：现在这个副厅长在哪里?
赖：他现在是福建省最高法院院长。
问：你认为这个人为什么会向你这样建议?
赖：当然是出于好心了。在我当时接触的人里，可能人家都认为我比较会做事。我有这种感觉唠。
问：我知道你的香港单程证是从陕西省办出去的。我不明白，给你提建议的人，是福建省公安厅的，那么为什么不从当地给你办出去呢?
赖：建议是他建议的，但不是他直接给我弄的。他是要在那边给我弄，我没有让他弄。
问：他本来是想要给你办，但是你自己决定从别的地方去办?
赖：恩，我要自己弄。正好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我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公安部，正好我也看到那些学生在那里游行嘛。刘复之的女儿刘鸿林（音)，就是负责外联办的，当时她就要给我弄来香港。刘复之是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问：她也要帮你办?
赖：她确实本来也要帮我，但是我自己弄得比她快。
问：你简单讲一讲这个过程好吗?是怎么办出去的?
赖：就是我的户口都没有留在福建了，已经迁到陕西去了。
问：我还是不太明白：在福建当地提出来让你去香港的这个人又是公安口的，跟你又熟悉，那么你如果在当地办，不是更方便、更快?
赖：但他─直没办法办到。他是在大概八七、八八年左右最初提过。
问：那后来你自己是怎么办的?
赖：后来我是从陕西办的。也是通过朋友帮我办的，他叫我把户口迁过去，我就迁过去然后手续办到哪里我也不管，他叫我签名我就签名。
问：你能说是谁帮你办的吗?
赖：找不到，没办法找，具体的人我也不知道了。
问：等于在那边的朋友找人具体做的。
赖：对，但我知道我的证件是合法的。
问：你是说，你在国内办理香港单程证的所有手续，确实是以合法的方式办的。
赖：对呀，当时填写的那个表是可以调出来看的，如果下是合理合法，这种表我怎么能 拿到呢?
问：中国政府现在说你是以非法手段取得去香港的单程证，你拿什么证据说明你是合法 取得的?
赖：我是按他们的规定正式申请的。不然他不会批准我的，是下是?
问：你在这当中都履行了什么手续?
赖：按他们规定的办喽。这个事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有十年了，我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 我只记得他拿那张表来，他拿来给我让签名，我就签了。就是这样。
问：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你是通过贿赂某一个官员，然后这个官员帮你办的手续?
赖：没有。
问：那你能解释吗?你能用具体事实解释吗?比如说：我的手续就是某年某月某日通过 什么部门申请的，履行了什么手续后怎么拿到的。
赖：没有，那个人就拿表来叫我填，我就填。让我签名我就签名。就这样。
问：你说你没贿赂任何官员的话，他凭什么这样做?
赖：咳!因为我过去香港是要给一个姓蔡的做事。他们给我在香港找到一个姓蔡的，他们就帮我办去照顾他的。假如说我给他做「儿子」，就要姓蔡，姓蔡照顾姓蔡的父母才有这种条件申请过去香港。
问：所以你的姓曾经是蔡，叫蔡昌星，就是这么来的?
赖：对，就姓了蔡。到了香港一年多之后，我名字又改过来了。
问：那么就是说，在香港的那个人帮了你，有人替你做了担保，然后这边申请的手续上也找人疏通了。
赖：我的证件是合法的，我是通过正当的手续办的，所有的手续都是按要求走。合法不合法也是他们的管理上的问题。是不是?
问：你的意思是说，反正证件本身是真的?
赖：对呀，手续都是正规的。而且只要我人是真的就可以了。像那个公安厅的那个叫洪水树（音）的，他出来到了香港就叫洪锦忠。他是公安厅派出来的，也是为了搞情报工作换的名字。为什么他可以使用，而我不可以使用呢?
问：这个人还在香港?他原来是哪里的?
赖：还在，叫洪水树，在公安厅，他的级别是副厅级。他原来是福建省富元（音）公司的 老总，后来他派出去到香港，就把他名字换掉了，现在叫洪锦忠。最近来香港这么多人，你 看哪一个不是一样的办法办过来。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问：听说自从九七香港要回归之前，中国大陆政府就利用单程证派很多人到香港去，你所知道的是这样吗? 赖：我认识的起码几十个。
问：在这几十个人里边，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赖：可以。比如一个叫吴海玄（音）的，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府正要抓他，跑了，他原来是福建石狮的。另外一个叫姚志胜，原来也是石狮的，后来到了香港，现在也跑了，不知道在哪里。还有许明良喽，这样的太多了，我知道的更少有五十个以上。这些人都是跟军情、国安、公安呀什么的有关的。政府他们的这种指标是公开正常卖钱的。
香港单程证奥妙无穷
带着对赖昌星到底是如何办妥香港单程证的疑问，笔者找了一些人了解，一个自己曾经 给至少五个人办理过单程证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