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8)
43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 1959～1964年 65～70岁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九年二月签约帮助毛建造核潜艇等先进武器，是苏联军事技术转让的高峰。但就在协议的酝酿过程中，赫鲁晓夫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
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 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感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
“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里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后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
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前还没有苏联领袖这么干过。赫鲁晓夫相信有可能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后，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与西方搞缓和。
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给了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毛竖起反旗，那些一心要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人们，就会弃赫鲁晓夫而拥戴毛。当时的世界大背景看起来对毛也十分有利。非洲正在反殖民主义，无数人想打游击战争，毛本来就被他们认为是游击战的专家，而赫鲁晓夫不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想要上台不靠暴力前景渺茫。毛展望着未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东欧各国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苏联〕而相信我们。”
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后，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
毛的策略是“分而不裂” ，竖旗要有分寸。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
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逦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
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
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
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后，趁着“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毛接见了好几组人，报纸上大加宣扬，说这些外国人如何表达对毛的“敬爱”，如何唱（东方红）。毛亲自逐字逐句推敲了这些报导。
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好些是火药味很重的工会领袖，不愿听命于莫斯科。这是毛掌权以来在中国开的最重要的国际大会。毛让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力游说代表们，说和平共处是骗局。因为不能直接谴责苏联，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被挑出来当靶子，说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臣仆。与会的意大利代表佛阿（Vittorio Foa）告诉我们，中国的态度充满敌意，把他们吓坏了，担心会挨打，决定谁也不要单独行动。甚至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努许（Gogo Nushi）也大为震惊，私下里管中共领导叫“土匪”。
“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Charles Cabell）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
同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泽东关于世界要靠战争进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彭真发现在布加勒斯特完全没人听他讲毛的路线。毛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这样彻底的孤立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他原先还以为他的观点会得到“积极反应”。毛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以往都是他欺负赫鲁晓夫。在这种形势下分裂，对毛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毛还需要苏联的军事技术。当赫鲁晓夫拒绝把毛的任何提法写进会议公报时，彭真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答：“一个字都不能修改。”毛只好叫彭真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此时完全看透了毛，回苏联后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
毛低估了赫鲁晓夫。苏联的报复对毛的打击不小，中国科学家虽说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导弹技术还没有完全学到。他们只得用一切手段争分夺秒地抢着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学习，友好的苏联专家也尽量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他们拍照。拍照甚至在“欢送苏联专家”的舞会过程中进行，由女文工团员们把专家的监护人拖在舞场上。然而，杯水车薪，毛的导弹工程，乃至整个军事工业化进程，都陷入混乱。
毛只得设法挽回。十一月在莫斯科开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时，中共采取了和好的态度。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元旦给赫鲁晓夫发了封极力称颂他的贺电，好像什么别扭也没发生。两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最后，苏联同意在一百五十五个未完成项目中，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毛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先进军事技术。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
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正如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后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
这一段时间，毛对赫鲁晓夫既搞缓和，也挑刺儿。东德当时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宫对我们说，冷战的象征柏林围墙一九六一年夏天修起来之后，周恩来对东德人说，毛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
赫鲁晓夫得时时防备毛，特别是在下一着大棋时。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秘密把核导弹运进古巴。这是他执政十年中最冒险的行动，事涉同美国的核武对抗。为了不让毛在这个时候跟他捣蛋，赫鲁晓夫给了毛一个大甜头：支持毛打印度——尽管这是对跟苏联友好的印度的背叛。
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主要是边界问题。中国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给两国划下的边界，要求重新谈判，说边界应该由两个主权国家自己来确定。印度认为边界已定，没有必要再谈判。双方僵持不下。随着边界冲突一天比一天糟，中国方面在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开始暗中准备作战。周恩来后来对美国人说：“尼赫鲁越来越趾高气扬”，“我们想叫他不要太得意了。”
打这一仗的决心毛是不容易下的。毛不想与印度为敌。中国原子弹基地在西北部罗布泊，美国要侦查这个基地，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飞不到，可是从印度能很容易飞到。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顾虑：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允许美国U-2飞机从印度茶巴提亚（Charbatia）基地出发，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了照。
毛还担心他打印度会造成两面受敌的局势。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他相信饥荒会使人民欢迎他打回来。毛对蒋介石的威胁很当真，在面对台湾的东南沿海集结重兵，自己也钻进了北京西山的防空洞。
毛想弄清楚蒋介石到底会不会打，再决定是否与印度开战。他派人向美国人了解。中国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代表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覆：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大陆，蒋也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发动进攻。
最让毛不放心的还是苏联。当时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靠苏联。赫鲁晓夫在以往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不支持中国，以后又答应卖给印度可以在高原条件下飞行的先进的米格飞机，而且转让技术使印度能够制造米格-21。
十月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酷冬就要降临，可以进攻的时间不多了。毛授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试探莫斯科对中国打印度的态度。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步骤。十四日，他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刘晓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会上赫鲁晓夫敲敲杯子后讲话，说如果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苏联将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 。过后，他让中方知道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希望中方给他支持。
赫鲁晓夫是在跟毛作交易，毛心里有了底。十月二十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军队在两段边界上向印方发起进攻。五天后，古巴导弹危机正值高峰，《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赫鲁晓夫此举对尼赫鲁如晴天霹雳。
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迅速摧毁印军阵地，推进了一百五十多公里。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动停火撤兵，由双方各自掌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中印边境到现在也还是那时留下的样子。毛达到了他打这一仗的目的：保证边境长期安定，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办全球大事。尼赫鲁心力交瘁，十八个月后因脑溢血去世。毛想当亚非拉国家的领袖，从此少了一个对手。
中印边境战争还在进行时，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解决。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毛马上抛开不给赫鲁晓夫制造麻烦的交易，利用古巴对赫鲁晓夫不征求它同意就和美国成交的不满情绪，想把古巴拉出苏联营垒。中国到处举行浩大的声援古巴的游行，影射苏联出卖古巴利益。毛不断给古巴领导人发电报，说苏联不可信赖，怂恿古巴人阻止赫鲁晓夫撤出导弹和飞机。当时格瓦拉特别反对苏联同美国的协议，毛希望利用他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间的分歧，把格瓦拉拉到自己一边来。
毛的努力没有奏效。不过他也得到些好处。当一枚美国先进火箭发生故障落到古巴时，古巴人没有把它交给苏联，却在苏联同中国之间“拍卖”，中国买到些关键性部件，对改进中国的导弹起了不小作用。
同美国达成协议后的赫鲁晓夫，也变了脸，中印边境战争还在打时，《真理报》十一月五日的社论就明显地不支持中国。
但两人都还想留有余地。赫鲁晓夫想保持共产党世界表面上的完整，毛想从苏联再挖出些核武器机密。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同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中心是禁止签约任何一方搞核武扩散。这意味着苏联对毛完全没用了。★
（★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搞这个条约就是想扩大苏联同中国的裂痕。）
这下毛才完全撕破脸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赫鲁晓夫”。毛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毛掀起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组织人马写了九篇当时中国人人皆知的文章，总称“九评”。这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给“毛主义”大作广告。毛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44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突然袭击” 1961～1962年 67～68岁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刘少奇问起姐夫，她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
这位姐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产党，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电线杆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木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刘少奇！”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年饿死了六口人，母亲死后他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到处找人喂奶，弟弟在他怀里断气。那时候“写反动标语”要当作反革命处理。刘少奇叫当地干部不要抓他，说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
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秋收在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再上庐山，决定征粮数字。毛、刘之间的争论和紧张关系，连江西省一位负责人的十几岁儿子都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在庐山上的人工湖里游泳。他看见毛来了，坐在湖中一个三十多平方公尺的木头平台上，身边簇拥着警卫与歌舞团女演员。男孩兴奋地爬了上去，对毛说他游泳喝了水。毛说：“这算什么，喝一万口水才能学会游泳，你就喝了几千口。”学游泳得喝水是毛常用的比喻，跟“交学费”一样，是他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借口。
不一会儿，刘少奇由四个警卫陪着也游过来了，上平台以后，他跟毛一句话也没说，连头也没点一下。小小平台，两人各自坐一头，各抽各的烟。男孩纳闷地想：“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毛的其他同事也劝他改变政策。周恩来到河北老根据地视察回来后对毛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毛听了烦得要死。在庐山上，有一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毛最终答应了降低征粮数字，比他在年初时定的降低百分之三十四。这一来，一九六一年饿死的人比上一年减少一半，可还是饿死了近一千二百万。
毛的让步有部分原因是众多工业项目由于缺乏钢铁、煤炭、电力等而不得不“下马”。下马当然是好事，可是精简下来的两千六百万人却被简单地扔回到饥饿的乡下去。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三年中从农村招上来的。人类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把这么多人任意地赶来赶去。毛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一朝回到村子里，这些人便失去了在城里享受的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微薄的福利待遇。
点头答应降低征粮数字的同时，毛警告庐山上的中共要员们：“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周恩来离开庐山后对他的部下说：“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
由于来年又要饿死更多的人，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当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在接见他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他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最后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跟外国人的谈话政治局的人能看到，毛这是在告诫他们：我随时都有准备，你们不要心存妄想！
毛对他性命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他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
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部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部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毛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到毛在吃什么，他们自己和家人吃的又是什么。毛对他们说他的好东西都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的管家偷偷拿了点毛的食品回家，被发现后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
由于资讯封锁，人们根本不了解毛的真实生活。他的女儿李讷那时在大学住校，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饿肚子。毛很高兴她这样，他要的就是人们看到他的女儿也在挨饿。李讷周末回家可以吃到好东西。一次她从家里带了点回学校，毛知道后说“影响不好”，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结果，李讷一九六○年得了浮肿病，月经也停了，第二年干脆休学待在家里。
但即使毛制造了个“共患难”的形象，又能怎么样？那也填不饱肚子啊。人们饿得太惨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比方说，肥皂成了稀罕物件，因为造肥皂用的油类都出口去了。毛发议论说：“可以不造肥皂嘛，我可以一辈子不用肥皂嘛！”当上面传达说毛如何“艰苦朴素”、不用肥皂时，有的干部背地襄反唇相讥：“他当然不用，他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些相当高极的干部甚至彼此议论：“他怎么不死嘛！他死了别人好工作嘛！”毛对众人的反感当然有所风闻，女儿娇娇去给杨开慧扫墓时，听见人们咒骂毛，回来告诉了毛。毛也知道有人在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改该‘下诏引咎’了。”(待续)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九年二月签约帮助毛建造核潜艇等先进武器，是苏联军事技术转让的高峰。但就在协议的酝酿过程中，赫鲁晓夫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
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 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感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
“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里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后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
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前还没有苏联领袖这么干过。赫鲁晓夫相信有可能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后，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与西方搞缓和。
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给了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毛竖起反旗，那些一心要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人们，就会弃赫鲁晓夫而拥戴毛。当时的世界大背景看起来对毛也十分有利。非洲正在反殖民主义，无数人想打游击战争，毛本来就被他们认为是游击战的专家，而赫鲁晓夫不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想要上台不靠暴力前景渺茫。毛展望着未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东欧各国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苏联〕而相信我们。”
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后，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
毛的策略是“分而不裂” ，竖旗要有分寸。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 Long March），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后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
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动辄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出了国而敢于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
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后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逦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 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
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进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
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里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
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
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后，趁着“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毛接见了好几组人，报纸上大加宣扬，说这些外国人如何表达对毛的“敬爱”，如何唱（东方红）。毛亲自逐字逐句推敲了这些报导。
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好些是火药味很重的工会领袖，不愿听命于莫斯科。这是毛掌权以来在中国开的最重要的国际大会。毛让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力游说代表们，说和平共处是骗局。因为不能直接谴责苏联，法国、意大利共产党被挑出来当靶子，说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臣仆。与会的意大利代表佛阿（Vittorio Foa）告诉我们，中国的态度充满敌意，把他们吓坏了，担心会挨打，决定谁也不要单独行动。甚至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努许（Gogo Nushi）也大为震惊，私下里管中共领导叫“土匪”。
“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Charles Cabell）事后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
同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泽东关于世界要靠战争进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彭真发现在布加勒斯特完全没人听他讲毛的路线。毛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这样彻底的孤立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他原先还以为他的观点会得到“积极反应”。毛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以往都是他欺负赫鲁晓夫。在这种形势下分裂，对毛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毛还需要苏联的军事技术。当赫鲁晓夫拒绝把毛的任何提法写进会议公报时，彭真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答：“一个字都不能修改。”毛只好叫彭真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此时完全看透了毛，回苏联后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
毛低估了赫鲁晓夫。苏联的报复对毛的打击不小，中国科学家虽说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导弹技术还没有完全学到。他们只得用一切手段争分夺秒地抢着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学习，友好的苏联专家也尽量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他们拍照。拍照甚至在“欢送苏联专家”的舞会过程中进行，由女文工团员们把专家的监护人拖在舞场上。然而，杯水车薪，毛的导弹工程，乃至整个军事工业化进程，都陷入混乱。
毛只得设法挽回。十一月在莫斯科开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时，中共采取了和好的态度。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元旦给赫鲁晓夫发了封极力称颂他的贺电，好像什么别扭也没发生。两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最后，苏联同意在一百五十五个未完成项目中，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毛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先进军事技术。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
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正如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后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
这一段时间，毛对赫鲁晓夫既搞缓和，也挑刺儿。东德当时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宫对我们说，冷战的象征柏林围墙一九六一年夏天修起来之后，周恩来对东德人说，毛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
赫鲁晓夫得时时防备毛，特别是在下一着大棋时。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秘密把核导弹运进古巴。这是他执政十年中最冒险的行动，事涉同美国的核武对抗。为了不让毛在这个时候跟他捣蛋，赫鲁晓夫给了毛一个大甜头：支持毛打印度——尽管这是对跟苏联友好的印度的背叛。
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主要是边界问题。中国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给两国划下的边界，要求重新谈判，说边界应该由两个主权国家自己来确定。印度认为边界已定，没有必要再谈判。双方僵持不下。随着边界冲突一天比一天糟，中国方面在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开始暗中准备作战。周恩来后来对美国人说：“尼赫鲁越来越趾高气扬”，“我们想叫他不要太得意了。”
打这一仗的决心毛是不容易下的。毛不想与印度为敌。中国原子弹基地在西北部罗布泊，美国要侦查这个基地，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飞不到，可是从印度能很容易飞到。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顾虑：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允许美国U-2飞机从印度茶巴提亚（Charbatia）基地出发，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了照。
毛还担心他打印度会造成两面受敌的局势。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他相信饥荒会使人民欢迎他打回来。毛对蒋介石的威胁很当真，在面对台湾的东南沿海集结重兵，自己也钻进了北京西山的防空洞。
毛想弄清楚蒋介石到底会不会打，再决定是否与印度开战。他派人向美国人了解。中国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一直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代表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覆：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大陆，蒋也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发动进攻。
最让毛不放心的还是苏联。当时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靠苏联。赫鲁晓夫在以往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不支持中国，以后又答应卖给印度可以在高原条件下飞行的先进的米格飞机，而且转让技术使印度能够制造米格-21。
十月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酷冬就要降临，可以进攻的时间不多了。毛授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试探莫斯科对中国打印度的态度。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步骤。十四日，他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刘晓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会上赫鲁晓夫敲敲杯子后讲话，说如果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苏联将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 。过后，他让中方知道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希望中方给他支持。
赫鲁晓夫是在跟毛作交易，毛心里有了底。十月二十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军队在两段边界上向印方发起进攻。五天后，古巴导弹危机正值高峰，《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赫鲁晓夫此举对尼赫鲁如晴天霹雳。
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迅速摧毁印军阵地，推进了一百五十多公里。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动停火撤兵，由双方各自掌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中印边境到现在也还是那时留下的样子。毛达到了他打这一仗的目的：保证边境长期安定，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办全球大事。尼赫鲁心力交瘁，十八个月后因脑溢血去世。毛想当亚非拉国家的领袖，从此少了一个对手。
中印边境战争还在进行时，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解决。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毛马上抛开不给赫鲁晓夫制造麻烦的交易，利用古巴对赫鲁晓夫不征求它同意就和美国成交的不满情绪，想把古巴拉出苏联营垒。中国到处举行浩大的声援古巴的游行，影射苏联出卖古巴利益。毛不断给古巴领导人发电报，说苏联不可信赖，怂恿古巴人阻止赫鲁晓夫撤出导弹和飞机。当时格瓦拉特别反对苏联同美国的协议，毛希望利用他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间的分歧，把格瓦拉拉到自己一边来。
毛的努力没有奏效。不过他也得到些好处。当一枚美国先进火箭发生故障落到古巴时，古巴人没有把它交给苏联，却在苏联同中国之间“拍卖”，中国买到些关键性部件，对改进中国的导弹起了不小作用。
同美国达成协议后的赫鲁晓夫，也变了脸，中印边境战争还在打时，《真理报》十一月五日的社论就明显地不支持中国。
但两人都还想留有余地。赫鲁晓夫想保持共产党世界表面上的完整，毛想从苏联再挖出些核武器机密。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同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中心是禁止签约任何一方搞核武扩散。这意味着苏联对毛完全没用了。★
（★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搞这个条约就是想扩大苏联同中国的裂痕。）
这下毛才完全撕破脸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赫鲁晓夫”。毛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毛掀起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组织人马写了九篇当时中国人人皆知的文章，总称“九评”。这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给“毛主义”大作广告。毛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44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突然袭击” 1961～1962年 67～68岁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
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故乡行使他亲眼目睹人民的极度苦难，给了刘少奇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下决心要设法制止毛。
回乡期间刘少奇去探望他的姐姐。姐姐早年出嫁的家庭在共产党掌权后算作“地主”，是“阶级敌人”。她偶尔给刘写信讲到艰难的生活，刘回信给她讲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如今他带来的是更人情味的东西：五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九只咸蛋、一瓶猪油。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满脸泛黄，昏暗的眼睛充满泪水，死灰色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说不出话来。她挨饿受冻患了病，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刘少奇问起姐夫，她双手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刚死去，原因是吃了半块女儿像宝贝一样留给他的糠粑粑，饿瘪的肠胃无法消化，活活憋死。没有医生可看，没有医院可去，人死在青筋暴起，大汗淋漓的痛苦翻滚中。
这位姐夫曾在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以后，给刘写过一封信，讲了村民们饿肚子的真实情况。信被截下来，他被扣上“破坏大跃进”的帽子受批斗，被绑在水塘边的树上任北风撕打，快要冻昏过去时才放回家。
刘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产党，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电线杆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木炭写了五个大字：“打倒刘少奇！”这个孩子的家里一年饿死了六口人，母亲死后他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到处找人喂奶，弟弟在他怀里断气。那时候“写反动标语”要当作反革命处理。刘少奇叫当地干部不要抓他，说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
刘还下令地方当局不得惩罚“偷”食物的农民，说：“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等于说共产党政权对老百姓像强盗一样，刘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
他甚至公开向老百姓道歉，临别时对村民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秋收在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再上庐山，决定征粮数字。毛、刘之间的争论和紧张关系，连江西省一位负责人的十几岁儿子都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在庐山上的人工湖里游泳。他看见毛来了，坐在湖中一个三十多平方公尺的木头平台上，身边簇拥着警卫与歌舞团女演员。男孩兴奋地爬了上去，对毛说他游泳喝了水。毛说：“这算什么，喝一万口水才能学会游泳，你就喝了几千口。”学游泳得喝水是毛常用的比喻，跟“交学费”一样，是他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借口。
不一会儿，刘少奇由四个警卫陪着也游过来了，上平台以后，他跟毛一句话也没说，连头也没点一下。小小平台，两人各自坐一头，各抽各的烟。男孩纳闷地想：“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毛的其他同事也劝他改变政策。周恩来到河北老根据地视察回来后对毛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毛听了烦得要死。在庐山上，有一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毛最终答应了降低征粮数字，比他在年初时定的降低百分之三十四。这一来，一九六一年饿死的人比上一年减少一半，可还是饿死了近一千二百万。
毛的让步有部分原因是众多工业项目由于缺乏钢铁、煤炭、电力等而不得不“下马”。下马当然是好事，可是精简下来的两千六百万人却被简单地扔回到饥饿的乡下去。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三年中从农村招上来的。人类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把这么多人任意地赶来赶去。毛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一朝回到村子里，这些人便失去了在城里享受的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微薄的福利待遇。
点头答应降低征粮数字的同时，毛警告庐山上的中共要员们：“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周恩来离开庐山后对他的部下说：“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
由于来年又要饿死更多的人，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当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在接见他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他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最后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跟外国人的谈话政治局的人能看到，毛这是在告诫他们：我随时都有准备，你们不要心存妄想！
毛对他性命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甚至在中央警卫团里，在那些保卫他的人中，对他都是怨声载道。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一九六一年初给毛的《关于中央警卫团的思想情况的报告》说：“战士董方会说：‘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农民生活？粮食打那么多都到哪里去了？’战士许国乱说：‘叫人们吃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六十斤粮食还没劲呢，农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粮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战士张立臣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吃的连狗都不如，过去狗还能吃到糠和粮食，现在人饿得没劲，小猪饿得站不起来。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近在眼前的威胁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被选掉，或者落到有职无权的地步。最了解毛的林彪在笔记里写道：“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一九六一年九月，照党章规定中共应该开“九大”。毛得尽一切努力避免“九大”。
早在一九五九年，毛已经感到中共高层对他政策的强烈不满。他在四月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随后的大饥荒强烈地震撼了中共干部，有代表性的是安徽一九六一年元月开的五级干部扩大会。“会上讲话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部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终止，眼泪部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家庭都得勒紧裤带，一人一个月二十来斤粮、几两油、一点点肉。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刘少奇的身边工作人员因为吃不饱饭，把花园和草坪改成了菜地。饥饿使毛的干部们几乎人人都渴望改变政策。
毛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头上，说问题的原因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他又怪罪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他还说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天灾”。根据气象记录，大饥荒的几年不但没有全国性的天灾，天气还比一般年景好。干部们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毛的嫁祸于人还能骗些人。但是，看到全国人人都在饿肚子，大批饿死人，干部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党总是有点什么问题。
为了唤起对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党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确，在一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
毛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到毛在吃什么，他们自己和家人吃的又是什么。毛对他们说他的好东西都是“人民给我的待遇”，别人“没有权利”享用。毛的管家偷偷拿了点毛的食品回家，被发现后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从此杳无音信。
由于资讯封锁，人们根本不了解毛的真实生活。他的女儿李讷那时在大学住校，在学校里跟大家一样饿肚子。毛很高兴她这样，他要的就是人们看到他的女儿也在挨饿。李讷周末回家可以吃到好东西。一次她从家里带了点回学校，毛知道后说“影响不好”，火气上来还拍了桌子。毛要人们以为他在跟大家共患难。结果，李讷一九六○年得了浮肿病，月经也停了，第二年干脆休学待在家里。
但即使毛制造了个“共患难”的形象，又能怎么样？那也填不饱肚子啊。人们饿得太惨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比方说，肥皂成了稀罕物件，因为造肥皂用的油类都出口去了。毛发议论说：“可以不造肥皂嘛，我可以一辈子不用肥皂嘛！”当上面传达说毛如何“艰苦朴素”、不用肥皂时，有的干部背地襄反唇相讥：“他当然不用，他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些相当高极的干部甚至彼此议论：“他怎么不死嘛！他死了别人好工作嘛！”毛对众人的反感当然有所风闻，女儿娇娇去给杨开慧扫墓时，听见人们咒骂毛，回来告诉了毛。毛也知道有人在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改该‘下诏引咎’了。”(待续)